5 扎莫林（第3/10页）

日记记载了这一天里葡萄牙人越来越严重的恐惧，但也表现出他们及时行乐的能力。

这一天，我们都心急如焚。夜间，包围我们的人比以往更多了，他们不准我们在大院子里行走，而是把我们关在一个小小的铺地砖的庭院里，一大群人围着我们。估计第二天我们很可能会被分隔开，或者我们会遭到伤害，因为我们注意到，狱卒对我们非常恼怒。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用从村里找到的食材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这一夜，看守我们的人有一百多个，全都装备剑、双刃战斧、盾牌和弓箭。其中一些人在睡觉，其他人则在看守，夜间轮流值班。[17]

这些葡萄牙人担心，这可能是他们在人间的最后一夜了。

第二天早上，整个问题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据日记作者说，囚禁他们的人回来了，“比之前和气了一些”。[18]国王的要求是：如果葡萄牙人将自己的货物运上岸，就可以离开。他们解释了怒气冲冲的达伽马所不理解的东西：“本国的惯例是，每艘船抵达之后，应当立刻将它运来的货物送上岸，船员也应当立刻上岸，在货物卖完之前不能回到船上。”[19]达伽马立刻发送消息给他的兄弟，要求送“一些东西”（但不是全部货物）来。部分货物被运上岸。两名葡萄牙水手被留下销售这些货物，人质则被释放回自己的大船。“我们欢呼雀跃，感谢上帝从这些头脑比野兽强不了多少的人手里拯救了我们。”[20]

扎莫林或许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这些陌生访客：他们不像是他了解的任何一种类型的商人，但显然是一位强大国王派来的。扎莫林非常注重商贸，他的财富就来源于到他的开放港口做生意的各国商船，所以他不愿意丢掉潜在的商机。穆斯林商人无疑敌视这些异教徒闯入者。我们不确定穆斯林商人有没有密谋杀害葡萄牙人，但他们对葡萄牙人的敌视可能既有商业的也有宗教的因素。葡萄牙人是满怀戒心地来到印度海岸的。他们在北非打了几十年的圣战，平素一贯的策略是：保持警惕、极具侵略性地抓捕人质、武器随时待命，以及在基督徒和穆斯林当中二选一。他们似乎当真没有考虑到印度教的存在。葡萄牙人这种简单化的、焦躁的心态，与复杂的印度洋世界格格不入。在这里，印度教徒、穆斯林、犹太人，甚至印度基督徒，都融入了一个多种族的贸易圈。

最终，葡萄牙人的部分货物被送上岸（没有按照当地的惯例送来全部货物），放在班达里海港的一处房屋内展出。国王派遣了一些商人来查看这些商品。他们对葡萄牙人出售的商品嗤之以鼻。“他们往地上啐唾沫，说：‘葡萄牙！葡萄牙！’”[21]达伽马向国王抱怨，并询问他是否可以将商品运到卡利卡特城内。为了表达善意，扎莫林命令总督将葡萄牙人的商品运到城内，由扎莫林承担运费。日记作者表达了葡萄牙人始终如一的猜忌心和常常误解对方意图的倾向：“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对我们不利。因为有人向国王报告，我们是贼，到处偷窃。”[22]

即便如此，现在葡萄牙人有了机会去参与卡利卡特城的商贸活动，尽管他们参与的规模很有限。水手们带来了少量属于他们私人的商品，有“手镯、衣服、新衬衫和其他物件”，[23]他们被允许三人一组，轮流上岸。他们大多对自己的生意大失所望。制作精良的衬衫只能卖出相当于在葡萄牙国内十分之一的价钱，他们的其他商品也是这样。但是，他们买回了少量香料和宝石。随后几周内，他们逐渐开始摸清马拉巴尔社会的不同层级。在通往卡利卡特的道路沿途，他们接触到低种姓的渔民（“基督徒”），这些渔民非常欢迎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受邀“吃饭睡觉”。[24]“睡觉”可能是个隐晦的说法，指的是马拉巴尔女人乐于“献身”。人们带着孩子登上葡萄牙船只，用鱼交换面包。来拜访的人非常多，“有时直到天黑我们才能把他们全打发走”。这些人显然穷困潦倒。他们从正在修理船帆的船员手里偷走饼干，“让他们没有东西吃”。达伽马的政策是，只要有成年人或儿童上船，就给他们食物，“以赢得他们的好感，让他们说我们的好话，而不是坏话”。[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