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第3/7页）

为了说明上面的观点，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美国广播公司 1983 年 11 月 20 日在颇具争议的电影《从今以后》播放之后进行的一次 80 分钟的讨论节目。虽然关于这个电视节目的记忆已经快要消失殆尽了，但我还是要举这个例子，因为在这里，电视充当了一个非常“严肃”而“负责任”的角色。这个节目的方方面面都在证明，这是对于电视脱离娱乐模式而上升到公共教育层次的一次重要考验。首先，这个节目的话题是关于核灾难的可能性。其次，这部电影曾遭到几个颇具影响力的组织的猛烈攻击，其中包括杰瑞·法威尔神父的“道德多数派”。所以，如何表现出电视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介所具有的价值和严肃意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在节目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背景音乐——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会依赖音乐告诉观众什么时候需要表现什么样的感情，这是一种常规的演出手法，电视上没有了音乐简直就是个不祥的预兆。第四，在讨论过程中没有电视广告，这样的严肃程度只有被刺杀总统的葬礼可以相比了。最后一点，参加讨论的嘉宾包括亨利·基辛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埃利·威塞尔，[4]每个人都是某种严肃话语的象征。虽然不久之后基辛格又出现在一档有关《豪门恩怨》的节目中，他仍然堪称严肃知识分子的典范；而威塞尔则完全是社会良知的活化身。确实，参加这次讨论的其他嘉宾——卡尔·萨根、威廉·巴克利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自己闪光的智慧，他们都不是那种会参加无聊公共事务的人物。

节目主持人泰德·科佩尔首先作开场白。他指出，下面的节目不是辩论，而是讨论，所以那些对话语哲学感兴趣的观众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了解严肃的电视“讨论”是什么样的。这是当时的情况：在场的六位嘉宾每人有大约 5 分钟发言，他们似乎并没有规定话题，每个人都是自说自话，对其他人的发言不作任何反应。其实，要对别人的话做出反应也确实不易，因为所有的嘉宾都是依次发言，好像是选美比赛中的决赛者，每个人在摄像机前展示若干分钟。所以，如果威塞尔先生最后一个发言，他想对第一个发言的巴克利先生进行评论，那么在这两个先生的发言之间就会有四个评论，大约占 20 分钟，这样观众(不是威塞尔先生自己)就有可能忘记是什么论点激发了这样的评论。事实上，这些嘉宾——大多数都是电视上的常客——都非常精通如何避免评论别人的观点，他们利用节目开始的最初几分钟和后来每个人分内的发言时间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或打动别人。例如，基辛格博士非常急切地想让观众因为他不再是他们的国务卿而感到难过，他不停地提醒每个人他写过的书、提出过的议案和主持过的谈判。麦克纳马拉先生首先告诉观众他那天中午是在德国吃的午饭，然后他又说他有至少 15 个削减核武器的提案。有的人可能料到他会提到削减核武器的提案，但有的人似乎对他在德国的午餐更感兴趣。(后来，他主动提到其中的 3 个提案，但这些提案都还没有时间讨论。)埃利·威塞尔通过引用一系列类似寓言和隽语的东西，强调指出人类生存的悲剧，但是，因为他没有时间举例说明他的观点，所以他的表述有点混乱，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不小心闯进了非犹太教的集会。

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讨论，没有论点或反论点，没有依据的假设，没有解释，没有阐述，没有定义。在我看来，卡尔·萨根的发言最出色——对核冻结的理由进行了 4 分钟的说明——但他的发言里仍然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而且很明显他自己也没有作过仔细的论证。没有人愿意从自己有限的几分钟里抽出时间来谈论别人的观点。在科佩尔先生这一方，怎样让“讨论秀”继续下去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有时他会顺着思路就他听到的论点作些评论，但他更关心的还是分配给每个人应有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