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北魏开国初期的战争模式（第6/13页）

换言之，如果拓跋珪未能实现集权和占领汉地，拓跋人一直留居在代北草原，情况会如何？那样部落大人们的独立性较大，整个部族处在松散的联盟状态，不时发生内部冲突，最终可能被某个集权化、汉化程度更高的北方势力（如后燕）征服，也可能被某个纯粹的草原游牧族（如柔然人）征服并同化，和宇文、尔朱、贺兰等部一样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当然，这一幕并未发生在拓跋部，但却发生在了所有被拓跋部兼并的草原部族身上。

在拓跋珪主导下，拓跋部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从草原到中原的转型，以前少有这种先例。他本人只活了四十九岁，一生的经历极为“浓缩”：部族酋长之子、被俘臣虏、少年酋长、汉地的征服者和帝王。晚年拓跋珪充满矛盾，几乎精神失常：

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22]

《魏书》推测这和拓跋珪服用寒食散有关。其实，在短短二十年间，拓跋族从苻坚的臣虏成为汉地统治者，种种习俗、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会在一个人身上造成激烈冲突。这和北齐高欢诸子的荒唐行为颇为相似。而拓跋珪疯狂的重要影响则是所谓“子贵母死”制度。田余庆先生认为这是拓跋珪为保障君主集权的处心积虑之举。本书则认为拓跋珪本人未必有这种深远考虑，他可能只是在癫狂状态下杀死了一位妃子而已，只是到后来，这位妃子的儿子拓跋嗣经过宫廷斗争继位，他无法对天下解释自己母亲的死因，遂将其美化成父皇准备传位给自己的必要准备。《南齐书·魏虏传》云：“佛狸（拓跋焘）母是汉人，为木末（拓跋嗣）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太后。自此以来，太子立，辄诛其母。”[23]虽将此风起源延后了一代人，但显示出这种风习实际来自儿子试图解释母亲横死的隐衷。本书并非讨论北魏宫廷政治，只是以此来代表拓跋珪一代人经历的从草原到王朝生活的巨大跨度，这也是拓跋族人面对的生活、战争方式重大转型的一个缩影。

第二节 北魏前期的复合战备形式（5世纪前期）

北魏进占中原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面要巩固对中原的统治，进行从草原到汉地统治方式的转变，同时也面临着与周边诸多政权的战争，所以在这一阶段北魏的战略目标、战术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首先，北魏进占中原之后，柔然族在北方草原迅速崛起，对北魏北境形成巨大威胁。所以在5世纪前半叶，魏军多次对柔然发起大规模攻势，并随时防范柔然的侵袭。这使得北魏必须保持强大的骑兵武装，采取大纵深、短时间骑兵运动战模式，这和草原时期拓跋人的战争模式基本一致。

其次，在北魏周边，东北有北燕，南有东晋（刘宋），西有后秦、赫连夏以及河西的诸割据政权。在对这些政权的战争中，北魏则必须采取中原的战争模式：步骑兵协同作战和持久的攻、守城战。在5世纪，北魏经历了对这种战争模式的适应过程。

这些不同的战术需求导致从拓跋珪到献文帝拓跋弘（465―471年在位）时期，北魏军队的步兵比例逐渐增加，军队构成形式比较多元，基于不同社会结构的军事元素并存，主要有拓跋骑兵、臣服部族骑兵和汉地征调的步兵三种成分。以下分别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