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匈战争与骑兵冲击战术的肇端（第4/9页）

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用马邑城诱使单于入境劫掠，准备伏兵歼灭匈奴主力，但计划中途泄露，未获成功。[20]汉朝失去了一次绝佳机会。史载参与此次伏击的汉军共三十万之多，并提及“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但未言其麾下的具体军种和数量。公孙贺以太仆之职任轻车将军，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刘邦时的太仆夏侯婴统帅的战车兵。但四年后的元光六年（前129年）春，匈奴劫掠上谷郡，汉军遂发起白登之围以来对匈奴的首次大规模攻势。为了能追上匈奴骑兵，出击汉军全部是骑兵：

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青至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广、敖失师而还。[21]

据《史记·卫霍列传》，出击兵力为四将军“军各万骑”。可见诸路汉军全为骑兵。此时公孙贺的“轻车将军”或卫青的“车骑将军”都已经成了某种虚号，战车（轻车）已经完全退出战争舞台。关于此次出击的季节，《汉书·武帝纪》作“春”，《史记·匈奴传》作“秋”。根据《汉书·武帝纪》所载，这次出击是对匈奴春季入寇上谷的追击和报复，应当也是在春天。另外，卫青所部直指龙城，可能欲趁匈奴各族长在五月间大会龙城时一网打尽。但匈奴主力避开了卫青，致使其战果和损失都不大。李广、公孙敖两部则遇到匈奴主力，李广全军覆没，公孙敖损失七千骑兵。此次汉军失利形成的教训，就是应尽量集中使用骑兵兵力。以后汉军对匈奴的历次出击，主力部队都不少于三万骑。

汉武帝朝对匈奴的大规模骑兵出击约有十四次，基本都在春夏季发起进攻，每次攻势持续的时间都不长，基本不超过三个月，王莽时人严尤说：“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22]，即受限于能携带的粮秣数量。有时春季的出击未发现匈奴主力，会在夏季发起第二次出击。这种季节性打击对匈奴牧民破坏性极大，因为春季很多母畜处在怀孕临产阶段，避难逃亡会使大量母畜堕胎，对匈奴人的影响无异于汉地庄稼的绝收：

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殰，罢极苦之。

师古注曰：“孕重，怀任者也。堕，落也。殰，败也，音读。”[23]

颜师古对“殰”的解释未必正确，因为它可能是繁体“犢”（犊）的异写，“孕重堕犊”即牲畜因逃难奔跑而大量堕胎。军马一般是阉割的公马，所以主动出击的汉军无此困境。当然，刚度过严冬的马匹比较瘦弱，不适宜长途奔跑，汉军与匈奴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汉军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农业社会的汉朝有便于储存的粮食，可以在出征前对战马进行集中喂养恢复体能。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军准备远征漠北的单于主力，就采用了“粟马”的措施，《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曰：“以粟秣马也”，就是用未脱壳的小米喂马。为了这次规模空前的远征，汉军共“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成功捕获单于主力并予以击溃。[24]除了这些外围保障措施，汉军的胜利更来源于卫青、霍去病对骑兵战术的创新。

第三节 卫青、霍去病的骑兵战术革新：从骑射到冲击

如数十年前的晁错所说，匈奴骑兵“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在颠簸奔驰的马背上射箭是极高的技艺，需要经过多年经验才能练就。现代匈牙利马术师拉约什·考绍伊（Lajos Kassai）致力于恢复匈奴人的骑射技艺。他在练习无马镫骑马的初期极为痛苦，甚至因颠簸造成连续多日尿血。[25]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到壮年成长为骑射之士。汉军中只有少数投降的胡人，和李广这种世代生长在北方边郡、熟悉畜牧生活的人，才能在骑射方面与匈奴人比肩，但仅靠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汉武帝于元光六年（前129年），第一次派大规模骑兵部队出击匈奴，但以惨败收场，四路共四万汉军损失近半，说明传统骑兵战术难以对抗匈奴。[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