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匈战争与骑兵冲击战术的肇端（第2/9页）

在战术层面，中原的军事家对于匈奴“非正规”的骑兵游击战术并不陌生，因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已是学习游牧族战术。刘邦等汉初君臣面临的新问题，是冒顿单于刚刚建立了大一统的草原帝国，以往各游牧族互相劫掠混战的力量被整合起来，对中原形成强大的军事威胁。要理解这一威胁，就不能只看到来自草原的胡人骑兵，还要深入了解游牧民族的经济形态、生活方式。

匈奴人兼营游牧和狩猎以维持生计，“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3]，每个壮年男子都是天生的骑射战士，所以草原地区虽然地广人稀，总人口比农业地区少得多，但冒顿的匈奴帝国仍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4]。在刘邦的白登之围中，冒顿甚至集中了四十万骑兵。但在这种“全民皆兵”盛况的另一面是，匈奴人并不能一直维持这样庞大的战斗力。庄稼生长规律造成了农业社会季节性的农忙、农闲生产周期。草原畜牧业也有自身的季节性周期：每年冬末到春季是马、牛、羊等各种牲畜集中产仔的季节，此时牧户都忙于为生产中的母畜接羔，还要将畜群从越冬地赶往春夏季牧场，让刚刚经历过严冬、变得瘦弱的牲畜吃到新草。这时多数牧民劳动力都要在牧场劳作，无法从军形成战斗力。只有到秋季之后，牲畜已经吃得肥壮，幼畜也基本长大，青壮年劳动力才能从牧场中脱身，集中起来听从首领召唤。所以匈奴人举兵的季节都在秋冬。《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习俗：“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5]参加正月和五月集会的都是“诸长”即部族首领，但秋天的大会就是所有牧户都参加的盛大节日了。《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从这时到翌年初春才是真正的“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草原帝国处在动员程度最高、对外威胁最强的阶段。

《史记·匈奴列传》又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6]这个习俗宽急的背后，也是草原畜群的季节周期律。在秋冬季节集中起来的牧民会进行集体狩猎，这时的野兽和家畜一样正处在准备越冬阶段，肥壮且毛皮厚实，最有价值。有时，这种狩猎会集中数万骑士，围拢数百万猎物，规模之宏大不亚于一场白登之战。冒顿统一草原之后，这种大规模狩猎随时可以转变成对汉地的劫掠。汉文帝时，晁错向朝廷献守边备塞之计，他提到，游牧族经常流动到汉朝边境狩猎，一旦发现汉军戍卒不多，就立刻把狩猎变成侵略：

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7]

汉初文帝、景帝时曾多次集结重兵防御匈奴，但每次主力赶到时，匈奴人早已饱掠而去。经过战国兼并战争、楚汉战争等等，中原王朝的战争机器已经习惯了对抗和自己兵种、战术完全相同的敌人，对这种狩猎和劫掠随时切换的生活—战争模式几乎无暇应对。晁错说：“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正反映了这种无奈局面。但对于匈奴人活动的基本季节性，当时汉人也有所了解。比如此后不久晁错的另一个上书就说，由于汉文帝刚拒绝了与匈奴和亲的提议，这个秋天到冬天匈奴肯定会来进犯，应提前准备加以防范：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胶……（注引苏林曰：“秋气至，胶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为候而出军。”）[8]

对于游牧族在秋冬季发起战争的习惯，中原人越来越有深刻的认识。汉武帝时调任李广为右北平太守防御匈奴，诏书称：“将军其率师东辕……以临右北平盛秋。”[9]就是防范匈奴人在秋季发动袭击。到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李陵分路出击匈奴，强弩都尉路博德负责接应李陵部。路博德不愿执行这个任务，遂上书称“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10]，待来春再行出击。但汉武帝否决了这个意见，命李陵部九月出发。这恰恰是匈奴人已经集中兵力的季节。李陵等行军一个月深入匈奴，果然被合围而全军覆没。汉宣帝时，西部羌人与匈奴联络，准备起兵反汉，老将赵充国也向朝廷建言防备，不然“到秋马肥，变必起矣”[11]。伴随着对匈奴人战术熟悉的过程，汉军也在总结应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