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序（第3/4页）

帖木儿王朝史研究近20年在国外来取得了不少新进展。美国学者孟茨的论文《帖木儿兴起前后的察合台兀鲁思——从部落联盟到征服军队的转变》（注：Beatrice Forbes Manz，“The Ulus Chaghatay before and after Temur’s Rise to Power：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ibal Confederation to Army of Conquest，”Central Asiatic Journal，卷27，第1—2期，1983年，第79—100页。）讨论14世纪中期的察合台汗国史、部落政治的帖木儿的兴起、帖木儿权力的巩固和察合台兀鲁思的转变等3个专题。孟茨还曾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著《帖木儿统治的管理与权威的代表》（注：Beatrice Forbes Manz，“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in Temur’s Dominions”，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76，pp.191-207.）、《跛子帖木儿及统治权的象征》（注：Beatrice Forbes Manz，“Mamerlane and the Symbolism of Sovereignty”，in Iranian Studies，21，1-2（1988），pp.105-122.）及《跛子帖木儿的兴起与统治》。（注：Beatrice Forbes Manz，The Rise and Rule of Tamerlan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由于这些成果，孟茨成为当代国际上最知名、最活跃的帖木儿王朝早期历史的研究者。道罗提娅·克拉伍勒斯基的专著《帖木儿王朝的呼罗珊——基于哈肥子·阿卜鲁的编年史》，也是一部研究帖木儿王朝史的重要史学著作，其第二部分专门考证了呼罗珊的地名。（注：Dorothea Krawulsky，Horāsān zur Timuridenzeit nach dem Tārīkh-e Hāfez-e Abrū.）日本学者川口琢司于1988年发表的论文《帖木儿和察合台异密们》（注：川口琢司：《帖木儿和察合台阿米儿们》（《Temurとチガタィ·ァミ-ル达》），载《东洋学报》，1988年，卷69。），主要利用帖木儿帝国时代的波斯史籍，着重讨论了除了帖木儿和迷里忽辛之外，9个在中亚形成割据势力的诸侯家族的情况。而另一位日本学者Ando Shiro以德文发表的博士论文《基于〈贵显世系〉的帖木儿王朝的阿米儿们——有关14—15世纪中亚的贵族世系研究》（注：Shiro Ando，Timudirdische Emire nach dem Mu’izz al-ansāb-untersuchung zur Stammesaristokratie Zentralasiens im 14.und 15.Jahrhundert，Islamkundiche Untersuchungen，band 153，herausgegeben von Gerd Winkelhame，Freiburg（Breisgau）Univ.，Diss.，1991，Berlin，1992.），是一篇研究帖木儿王朝突厥—蒙古游牧贵族世系的力作。西方学者近年来有关陈诚出使的研究主要有美国学者莫里斯·罗沙比，他发表有题为《明代出使内陆亚洲的两位使节》的文章（注：Morris Rossabi，“Two Ming Envoys to Inner Asia”，载《通报》（T’oung Pao），1976年。），还把《西域番国志》译为英语。（注：“A Translation of Ch’en Ch’eng’s His-yu Fan-kuo Chih”，in Ming Studies，1993 fall.）美国学者菲里西娅·海科有关陈诚的论文（注：Filicia J.Hecker，“A Fifteen-Century Chinese Diplomat in Herat”，in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1993.）也是一篇成功之作。作者把《西域番国志》中在描述哈烈（Herat，今阿富汗赫拉特）时所记录的音译词汇成功地复原为波斯语，扫除了主要依据汉文史料进行研究的学者在阅读、校订史料时所面临的困难。例如，陈诚所写帖木儿王朝在其国内“道边多筑土屋，名‘朗儿歌’，以为憩往来之人留憩，免祁寒暑雨之患”中的“朗儿歌”，作者将之比附为波斯语langar，译言“客栈”。由此可知北图藏抄本中之汉字音译“朗儿歌”（注：《西域番国志》，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据明抄本景印，叶八。），应为“朗歌儿”之倒误。（注：在中华书局所刊周连宽《西域番国志》校注本（《中外交通史籍丛刊》，2000年）中，此名已校，见第71页，并见第80页注22。）

虽然西方学者对帖木儿王朝的历史研究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但他们并不熟悉有关它与明朝往来的汉文史料。即便是懂汉文、且在研究明与帖木儿王朝史上有建树的学者，一般所能使用的汉文史料，也主要局限于有关陈诚西使的资料几部相对较为集中的文献。对汉文史料进行系统性爬梳和文献学研究，在境外基本尚未开始。而记载明与西域陆路往来的汉文文献勘称丰富。其中相对集中者有：除陈诚《西使记》之外，尚有《明实录》的相应部分、郑晓《皇明四夷考》、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罗曰褧《咸宾录》、茅瑞徵《皇明象胥录》、王宗载《四夷馆考》、陈仁锡《皇明世法录》，杨一葵《裔乘》，查继佐《罪惟录》、程百二《方舆胜略》及清初所修《明史·西域传》。查检过上述资料的学者都发现，各书内容互相重复之处甚多，孰为源，孰为流，从未有学者专门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