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记《广州通海夷道》（第2/3页）

唐代前往印度取道海路的人越来越多。据义净记载，他所知道到的赴西天求法的僧人，连他在内共有56名，其中有34名是从海路去的。书中所附之《重归南海传》还提到了另外4位从海道赴西天的僧人。海路赴印度的航线很多，起点也不尽一致。这些中国僧人有的从广州启程，有的从交州开航，更有的从占婆动身。途中停靠的港口各不相同，有的经位于今印尼的佛逝和诃陵，有的经今马来半岛。南亚境内也有为数众多的中转港，或在狮子国、或在南印度、或在东印度、或在西印度。

以义净为例，他于咸亨二年（671）离开广州光孝寺，随波斯舶出海南行，经约20余日，到达室利佛逝（Srivijaya），即今印尼苏门答腊之巨港，在当地停留约半年。次年复乘当地国王的船舶，向西航行15日，到达末罗瑜国（Malayu），即马来半岛的南端，于此再停留约2个月，换乘其他船北上航行15日，抵羯茶国，即今泰国所属马来半岛之吉打（Kedah）。同年十二月，由此经安达曼海，越孟加拉湾，航向东印度。（注：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本，第152—153页。）

2.贾耽与《皇华四达记》

贾耽（729—805），字敦诗，沧州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曾任鸿胪卿（职掌接待外国使臣的官员），检校司空（专管校勘书籍，纠正讹误的宰相）等职。是唐代中后期著名地理学家和地图制图学家。他以裴秀制图六体说撰成《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陇右山南图》、《贞元十道录》、《皇华四达记》及《吐番黄河录》等。他在55岁时组织画工绘制《海内华夷图》，全图幅面约10平方丈，耗时17年，完成了这个巨幅唐代中国全图，是继裴秀之后又一伟大的地图作品，在中国和世界制图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具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外国部分的编绘，二是注重历史地理的考证，古今地名分色绘制。可惜此图已失传，但它的缩印本在南宋刻石为《华夷图》。

贾耽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当了13年的宰相。因职务关系，负责接待各国来华使者，有机会调查使节下番和来华的路线。《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40卷和《皇华四达记》10卷这两部书的资料即来源于此，可惜现已失传。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地理志》时，摘录他的《皇华四达记》，其中的“广州通海夷道”的主要内容因之得以保存至今。

《广州通海夷道》，详述了下番船舶由广州出航后前往西域之途，为《旧唐书·地理志》所无。它是一份有关西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东西交通的详细的说明资料。提到从广州前往大食的航海路线是：

从广州出航后先东南行驶出珠江口，转向西南方经数日绕过海南岛东岸，再西南行贴近越南沿海，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岘港以东之占婆岛），南行经陵山（今越南归仁以北的燕子岬）、门毒（归仁），然后西南行经奔陀浪（今越南藩朗），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岛），航行5日越暹罗湾至海峡（今马六甲海峡）。沿海峡西北行，出峡后经婆国伽兰洲（今印度之尼科巴群岛），向西驶过孟加拉湾，抵达狮子国。由此往大食有两条道：

一道沿印度西海岸北上，经至弥兰大河（今印度河）河口，复西北行入波斯湾，至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河口。

另一道从狮子国沿西北向横渡阿拉伯海至三蓝（今也门之亚丁），由此沿阿拉伯半岛南岸东北行，绕阿拉伯半岛东北角达波斯湾口之没巽（今阿曼东北之苏哈尔），驶入波斯湾，沿波斯湾东岸而行，至弗利剌河河口与第一道相汇合。（注：《新唐书·地理志七》。）

这一段航程中，从狮子国启航时的目的港“三蓝”最为引人注目。关于其今地，研究中国航海史的专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日本学者前岛信次考出今也门亚丁（Adin）的古名为Saram，即此“三蓝”。可见贾耽记载的航路中，从狮子国启程时，并非如一般人所设想的沿印度次大陆西海岸北上，再沿阿拉伯海北岸西行，进入波斯湾，而是径直从斯里兰卡直航红海海口，这是特别值得注意之处，这证明在这个时代中国海船的远洋直航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