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航海科技的进步（第4/7页）

指南针导航术在发明后不久便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到海外，为外国航海家所知。在宋代这一先进技术已经传到欧洲。据李约瑟考证，欧洲最早有关指南针导航术的记载，是英国人亚历山大·尼科姆（Alexander Neckam，1157—1217），他在1190年已经提到航海罗盘。

阿拉伯人应用指南针早于欧洲人，但文字记录指南针却晚于欧洲人。欧洲人是通过大食人的中介学会指南针导航术的。在成书于1282年的《商人辨识珍宝手鉴》中，大食矿物学家贝拉克·卡巴札吉（Bailakai-Qabajaqi）说，他曾乘船从的里波里（位于今利比亚）到亚历山大城（位于今埃及尼罗河入海处）。在航行中，他看见船员们使用借助木片或苇箔托浮在水面上的磁针来辨别方向。这一记载表明，大食的航海指南针也采用水浮法，与中国的浮针肯定有渊源关系。上引《商人辨识珍宝手鉴》中还说，在印度洋中航行的船舶中，将以中空的磁铁制成的磁鱼浮置水中，其头尾分别表示南北方向。这种磁铁指南鱼与《武经总要》中提到的指南鱼应当也有渊源关系。

指南针传入欧洲后，其装置方法得到改进，发明了有固定支点的旱罗盘。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到达日本。日本航海家学到旱罗盘。明代李豫亨的《推蓬窹语》提到，中国原先所习用的针盘用水浮法，视其所指，以定南。以后因东南沿海倭寇入侵，中国人发现日本人用旱罗盘，才因之学得。旱罗盘通过日本传到中国时在16世纪下半叶，此后水罗盘逐渐被淘汰。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9章中高度评价了指南针的发明。指南针的应用是航海技术的巨大变革，它象征着原始航海时代的终结和航海新时代的开始。只有在掌握了指南针后，大洋才不再是人类不可逾越的障碍。

3.《海岛算经》与海图的产生

唐代具有航路指南性质的资料已经出现。从唐宰相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中可知，当时亚洲海舶在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区内已经有相对固定的航线，航海家对这一海区内某些重要的目的港之间的航程也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和记载。地文导航的关键在于正确地辨识航线沿途所经的地理坐标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数学的进步，航海家已经能在勾股定理与相似比例关系的原理基础上，运用两次观测计算的“重差法”来测量陆际。这一科学进步使海岸测量术迅速发展起来。唐代数学家李淳风在《海岛算经》中曾举出一道应用题云：“今有望海岛，立两表，齐高三丈，前后相去千步，令后表与前表相参直，从前表却行一百二十三步，入目着地取望海岛，亦岛高1255步，而岛与第一表之距离为30750步。”这清楚地证明，唐代我国航海家的地文导航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四）海舶

1.南海番国船

当时往返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与东南亚、印度洋诸地之间的船舶既有外国船，又有中国船。外国船也有多种。元开《唐大和尚东征记》提到，唐代广州珠江中停泊有婆罗门船、昆仑船和波斯船。这大致代表了当时番舶的种类：即东南亚船（昆仑舶）、南亚船（婆罗门舶）和西亚船。这些外国船因多从南海而来，又统称为“南海舶”，即《唐国史补》卷下所谓“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

在婆罗门船中，有一种“狮子国舶”，即斯里兰卡船。《唐国史补》卷下说它在外国船中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串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闻”。

“昆仑舶”（东南亚船）在东南亚、印度洋航海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代义净赴印度时，从广州启程时乘坐的是波斯船，这可能是指东南亚的“波斯”，即今之缅甸的勃。（注：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9页注13。）义净到达室利佛逝以后，换乘室利佛逝船前往末罗瑜，即今马来半岛南端，再由此往东印度。他沿途换乘的几乎全是东南亚船。昆仑舶来华数量多，次数频繁，据《旧唐书·王方庆传》记载，当时在广州每年都有“昆仑舶以珍物与中国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