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德南海志》中的“东洋”

五代、宋时航海地理学的另一个重大进步是产生了“东洋”和“西洋”的观念。“东洋”的名称可能与宋代的“东大洋海”有关。“东洋”的概念初见于元人陈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分为“大东洋”与“小东洋”。

《东西洋考》“文莱”条中提到,文莱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许多学者据此研究“东洋”与“西洋”的地理划分。“东洋”与“西洋”的地理范围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给研究者们增加了许多困难。但单从地名考订上下功夫,很难解释清这个问题。所幸张燮在《舟师考》中分别叙述了“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据此笔者推断,“东洋”与“西洋”的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航线的根本不同:东洋与西洋的概念起源于从中国大陆出洋的航线。自宋代起,中国海船出洋前往今东南亚和北印度洋海区大体有两条航线,一是从大陆出发向东航行,经澎湖抵台湾,再沿台湾、菲律宾列岛、加里曼丹等西太平洋岛弧南下,是为东洋航线。二是沿大陆近海航行,过印支半岛,进入暹逻湾,是为西洋航线。(注:参见拙文《“东洋”与“西洋”的由来》,本书第1—19页。)香港学者陈佳荣在其论文《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中,对东西洋概念的来源有重要论述,笔者深受其益。他指出:南海的珊瑚礁“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是古代航海的高风险区,舟师皆知回避,故南海成为东西洋的天然分界。(注:载《走向海洋的中国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143页。)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海舶下番出洋只能在东洋与西洋两条航线中择取其一,汪大渊也不例外。以此点出发,可望对汪大渊两次出洋的经历重作探讨。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仍是上述《岛夷志略》“大佛山”条中有关“至顺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1330年11月22日)“卸帆于山下”的记载。前已述及,大佛山位于今斯里兰卡,属于“西洋”,故他第一次出洋是“下西洋”。由此观之,《岛夷志略》中有关“西洋”诸地的记载大多取之于此次出洋的记录。反之,汪大渊第二次出海乃赴“东洋”。

至于元代“东洋”的范围,《大德南海志》卷7有明确记载:

东洋:

佛坭国管小东洋:麻里芦、麻叶、美昆、蒲端、苏录、沙胡重、哑陈、麻拿罗奴、文杜陵。

单重布罗国管大东洋:论杜、三哑思、沙啰沟、塔不辛地、沙棚沟、涂离、遍奴忻、勿里心、王琶华、都芦辛、罗愇、西夷涂、质黎、故梅、讫丁银、呼芦漫头、琶设、故提、频底贤、孟嘉失、乌谭麻、苏华公、文鲁古、盟崖、盘檀。

阇婆国管大东洋:孙条、陀杂、白花湾、淡墨、熙宁、啰心、重伽芦、不直干、陀达、蒲盘、布提、不者啰干、打工、琶离、故鸾、火山、地漫。(注: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卷,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于《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8册,第8431—8432页;《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广州史志丛刊,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1991年,第47页。)

从上述陈大震的描述来看,元代“东洋”包括佛坭、单重布罗与阇婆附近三大片海域及其附属岛屿。我国学者陈连庆对《大德南海志》中上述有关记载作过杰出的研究,惟其所引《南海志》原文有个别错字。(注: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载《文史》,第27辑,1986年。)

先说《南海志》中的“小东洋”。小东洋中最强国为佛坭,即渤泥,指今文莱(Brunei)及北加里曼丹岛东马来西亚所属沙巴、沙捞越诸地。麻里芦,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以为即今菲律宾马尼拉(Manila)的元代音译。麻叶,当为今菲律宾民都洛岛(Mindoro)的古称Mait的元代音译。美昆,陈连庆以为今地不详。浦端,陈连庆认为今地不详,当即今菲律宾棉兰老岛(Mindanao)北部之武端(Butuan)。苏录,即今菲律宾苏禄(Sulu)群岛。沙胡重、哑陈两地,陈连庆认为今地不详。(注:此哑陈当非苏门答腊岛东北之哑陈。)麻拿罗奴,当位于今沙捞越境内。文杜陵,当指今印尼爪哇岛以东之马都拉岛(Madoera)。由此可见,所谓“小东洋”乃指吕宋群岛、加里曼丹岛及其南的马都拉岛附近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