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土生海外地名（第4/5页）

汪大渊也提到了“东洋”。他在“爪哇”条中提到爪哇岛“实甲东洋诸蕃”（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第159页。）；在记述位于“海东一隅”的“毗舍耶”时，他又说，“东洋闻毗舍耶之名，皆畏避之也”。在“尖山”条中，他说“兹山盘据于‘小东洋’”。（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第193页。）汪大渊虽然没有提到“大东洋”，但想必他也是知道这个名称的。

《南海志》主要记叙广东与外蕃的往来，而《岛夷志略》则叙述福建与海外的联系。“东洋”的名称虽初见于元人陈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如果此名称在入元后才产生，则不可能在短短数十年内为广东、福建等广大地区的海商所熟知。足见元代的“东洋”、“大东洋”、“小东洋”等地理概念，只不过是沿用了宋代的旧称而已。

元以后“东洋”与“西洋”的概念继续为人们所袭用。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中只有“东洋”的总名称，不再有“大东洋”与“小东洋”之分。但张燮的“东洋”，大体上相当于宋、元时代的“小东洋”，也即今菲律宾列岛与加里曼丹岛附近海域。而宋元时代属于大东洋的“文鲁居”（单重布罗国管下），在《东西洋考》中译称为“美洛居”或“米六合”，被划入“东洋”的范围。同样，《东西洋考》中只有“西洋”这个名称，相当于宋元时代的“小西洋”的概念。而宋元时代的“西洋”，即今印度东南沿海的马八儿等地，在郑和时代被称为“西洋锁里”，但不见于张燮的著作。

（三）下番航线与东西洋的划分

前已提及，唐和唐以前，中国舟师在异域远洋航行时，特别注意航线所经的河川入海处，以为目的港和中转港的标志。此前已提及，《梁书》在描述从扶南（今柬埔寨）至印度的航路时说，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行，可至天竺江口。（注：《梁书》卷54《中天竺国》。）这段文字无一处提到沿途所经的海名，但却提到了两个河口，即“拘利口”（或“投拘利口”）和“天竺江口”。可见中国舟师泛舟远航时，身处流动的船舶，在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中，非常注意目力所能及的陆地的地貌特征，依靠河口这样一类的重要地理方位标志物来控制航线。因此可以说，依据航线判断海外地理，是中国舟师的古老的传统。

前面所引述的《东西洋考》“文莱”条中提到，文莱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但许多依此研究“东洋”与“西洋”的地理划分的学者，却往往不得要领。所幸张燮在《舟师考》中叙述了“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东洋”与“西洋”的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航线的根本不同。

笔者据张燮在《舟师考》中分别述及“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推断，“东洋”与“西洋”的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从中国大陆出海下番的航线的不同。1989—1990年笔者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途中，在航经南海时，形成了东洋、西洋的概念与南海有关的想法，认为东洋与西洋最初并非地理概念，而是航线概念，沿南海以东航行所经诸地为东洋，沿南海以西航线航行所历各处为西洋，东、西两洋隔南海相望；并在1990年春节期间在泉州举行的海上丝绸之路讨论会上与学者们，包括香港学者陈佳荣进行交流。后来，陈佳荣先生在出席南京郑和研究会议时，在其提交的论文《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中，对东西洋概念的有了进一步论述，南海的珊瑚礁“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是古代航海的高风险区，舟师皆知回避，故南海成为东西洋的天然分界。（注：载《走向海洋的中国人》，北京，1996年，第136—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