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感谢读者阅读本书。

这是一本讲述具体历史案例，希望从微观历史入手来反映宏观历史的图书。这里的案例既有横向的历史事件，又有纵向的制度、现象和规律性的内容，横纵结合，就像一张疏疏漏漏的网络，希望可以勉强把中国古代历史罩了起来。我还希望这些微观案例能够引起读者思考历史的兴趣，进而对宏观历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每篇文章的末尾，我设置了一个“扩展思考”的栏目。该栏目从文中提炼若干问题，既对该文进行总结，也适当延伸，希望可以引起读者进一步阅读和思考的兴趣。一本书的篇幅是有限的，十八件事的选择也是有限的，但是引发的思考可以是无穷的。如果能以点带面，让读者思考整个中国古代史，那么善莫大焉。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希望而已。实际效果如何，就要读者诸君的评价了。

我一直很困惑，如何整体把握中国古代史？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入手，是一种思路。这个思路的关键词，比如生产力、所有制、生产效率、阶级、斗争等，像火炬一样能照亮幽暗的历史。随着阅读与生活的推进，我感觉这种思路的解释力存在限制，并不能照耀整个历史天空。徜徉在那些历史的偶然、人文的发展、个体的命运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思路并不能帮助我们彻底解惑。之后，我尝试从人性的角度、从个体活动的角度入手，观察整个古代史。人类活动创造了历史，人性给历史涂抹上了温暖的色彩。一些改变历史的偶然性也能从人性角度得到解释。但人又是活在时代背景之中，身负历史文化传统的，受到很多强大的隐性力量的制约。

最近两年来，我尝试以“权力”为关键词，来观察中国古代历史的变迁。遵循权力的视角，我写作了《泛权力》一书。这本书揭示古代公权力泛滥的问题，是我观察古代历史的一个小结性的产物。该书能够揭示古代政府运作和一些现实问题。书出版后，我看到有些读者运用书中的概念和观点来分析现实问题，比如分析某个腐败官员的衍生权力、揭示某个事件的泛权力规律。可是，《泛权力》的解释力更多集中在政府和公权力领域，对其他领域的作用有限。之前，我有些想当然地认为公权力泛滥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持续现象。之后，我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深入和反思，觉得并非如此。

古代历史存在“大政府小社会”的现象吗？初看起来，读书人蜂拥向仕途，城池建设以衙门为中心，官吏衙役在很多事务上都能插一手，似乎都支持大政府小社会的观点。但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指出了一个历史现象，简单就反驳了：苏东坡在杭州当官的时候，白天去山上找老和尚品茶聊天，晚上泛舟西湖，很少有正儿八经办公的时候，怎么能说公权力泛滥呢？而苏东坡并非个案，像他那般在任时醉心山水游乐、埋首诗词唱和的，不在少数。我们后人看到的文化古迹、古代游记和诗词，多数作者都是官员身份——而他们的名声都还不错。这似乎表明，古代公权力远没有泛滥到其他领域。同时，公权力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

第一，宗法制度和观念牢牢支配着古代国人，制约公权力的作用。宗法制度确定于周朝，根源于人的血缘，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它讲究嫡长子继承，将家族分为大小宗，要求小宗以大宗为尊、晚辈以长辈为尊。宋朝以后，宗法制度扩展到全社会。不仅是豪门大族，就是普通人家也修家谱、立祠堂，家族势力日益增强。他们选族长，有族产，兴建私学，抚恤贫寒族人，有宗族内完备的规矩制度。同族之人，都不敢违抗宗族法规。这就和官府的公权力相平行，相抗拒了。尤其是宋朝以后，朝廷放弃了乡里政权，县政府成了最基层的政权。君权不下县，自此开始。在广大的乡村，发挥作用的是族长耆老，人们遵守的是“宗法”，而非“王法”。乡间农夫，一辈子都可能看不到父母官，族长耆老们却是天天照面打交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