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敛财有道”

军阀们有很多恶行，和老百姓生活关系最直接的就是横征暴敛了。在乱世维持军队，离不开雄厚的经济支持。所以，军阀们无不“敛财有道”。

勒征苛捐杂税是军阀们的基本做法。军阀们抢地盘，主要目的就是征税筹钱。民国时期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难以历数，而且年年增加。四川军阀杨森看到成都四乡都有挑粪夫在活跃，于是派兵在成都各个城门口把守着，挑粪夫进出的时候要交税。这就是“粪税”的由来。青年郭沫若为此写了一首歪诗：“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有屁无捐。”实在编造不出名目了，军阀们就“预征”，今年征收明年的税款，明年征收后年乃至十年后的税款。反正自己能不能盘踞某地十年都说不准，哪能便宜了当地十年后的“父母官”？

滥发纸币票券也是一个敛财之道。印钞票来钱最快，军阀们就不顾国家货币统一，大力发展“印刷术”，发行各自的钞票。张作霖在东三省、直隶等省滥发奉票。吴佩孚在湖北加印官票、金库券、军需兑换券；在河南发行四百万有奖库券，分配各县，强民购买。恶果是通货贬值，票券形同废纸，物价腾涌。多数地方常常流行多种货币，还产生了一个新的行当：货币兑换。

鸦片泛滥是近代中国的顽疾。鸦片从栽种、贩卖和吸食，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军阀们掌握一地实权，并应禁绝鸦片，却几乎都无耻地用禁烟之名行种烟之实。他们把直接强迫百姓种烟的机关称作“禁烟局”，把勘察烟土种植的官员称为“禁烟委员”，在“以罚代禁”的名目下勒取了大量钱财。山西省的烟税比田赋多三四倍；湖北烟税每年两千万元，占全年收入的一半。

上海市政府规定每一箱鸦片抽取三百至一千元不等的鸦片税。而湖南则对鸦片从种植到销售、吸食的全部环节收取罚金和烟苗税、印花税、护送税、起运税、过境税、落地税、出售税、烟灯税，等等。所谓的烟灯税，指的是每个鸦片吸食的场所每杆烟灯每晚要交纳从一两毛到一两块不等的税金。历届上海政府勾结租界及青洪帮对鸦片运输进行保护。比如在一份1923年政府当局与鸦片走私销售商签订的合同当中规定，国产鸦片上海市政府每箱抽取四百元，土耳其鸦片每箱抽取一千元，印度鸦片每箱抽取一千四百元的“保护费”。此外，运送鸦片的船只还要以登陆费的名义向上海驻军缴纳保护费，向缉私水警缴纳保护费。1926年，根据中华民国禁毒会会长唐绍仪的估计，中国每年至少有十亿元消耗在鸦片之上，超过了1929年上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统治湘西的军阀、“湘西王”陈渠珍指令各县农民种植鸦片，拒绝不种鸦片的农民要征收所谓的懒税、懒捐。龙山县在县城和农村的一些城镇设立了土膏站，规定出售烟土的人要先交印花税，吸食鸦片的人要先交烟灯税，有劳力而不种鸦片的人要抽取懒税。

30年代，“山西王”阎锡山大喊禁烟，成立了禁烟考核处，却秘密从绥远、内蒙古等地大量购进罂粟，批量制造烟土，并取名为“光明”戒烟药品，还大言不惭地在报纸上宣传、鼓吹，说研发出了新的戒鸦片烟瘾的特效药，光明戒烟药品能起到退瘾的效用。山西各县专门设立了禁烟委员会，负责坐地推销阎锡山的这种戒烟药品。实际上，有经验的烟民一看就知道所谓的特效药本身就是十足的烟品。他们管阎锡山的这种戒烟药品叫“官土”，区别于鸦片私贩销售的“私土”。抗战胜利后，阎锡山生产“镇定片”。所谓的镇定片以百分之三十的大烟片作为原料，配制西药压制成片。每盒一百片，售价银元一元，因为批量生产，销价便宜，在山西境内大受欢迎。不过，当时北平、天津和内蒙古地区就不承认阎锡山的“镇定片”。携带镇定片赴北平的人，被北平当局查获，即以携带毒品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