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磕绊绊走向新世界（第2/3页）

同治九年（1870），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所辖洋务划归直隶总督兼管，称“北洋大臣”。北洋南洋，本来是中国近海的划分俗语。以长江入海口为界，中国南北方近海差异明显，北方称为北洋，南方称为南洋。北洋大臣管辖当时山东、天津、辽宁等地通商和对外交涉，而江苏及其以南通商和对外交涉事务，则新设南洋大臣负责。这样，被迫打开国内的清朝，还是把外交降低为“地方事务”。南北洋大臣尤其是北洋大臣在事实上代替总理衙门，成为国家外交的总代表。

北洋大臣设置之年，恰好是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此后他占据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位长达二十八年之久。李鸿章大办外交，兴建北洋海陆军，并大力创建近代事业，致使北洋大臣地位不断提高，职权不断扩大，把南洋大臣远远甩到了后面。在李的努力经营下，其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总理衙门反过来要向北洋大臣通报外交事务，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许多驻外外交人员更是经常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李已俨然成为国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外国人与他打交道越来越多，一位英国外交官说，北洋大臣李鸿章“甚至不想掩盖他实际上是中国的外交大臣这一事实”，“像现在这样组成、这样管理的总理衙门，只不过是李鸿章大学士在天津的衙门的一个分支机关”。李鸿章之后，又有袁世凯占据北洋大臣职务，把握外交实权。

至于在北京的总理衙门始终不是清朝的正式机构，而是一个临时的“衙门”。里面的办事人员，都是其他部门抽调过来的官员，全部是兼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因为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根本就没有“外交部”。天下都是皇帝的，哪来外交？直到《辛丑条约》，列强要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列各部之首。

外交机构如此，外交礼仪更是如此反复。外国使节嚷嚷着要常驻北京，清朝顶了几十年，最后没扛住，只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答应使节入京常驻。使节又要求觐见皇帝，这就引发了天朝尊严、觐见礼节等诸多问题。同治朝，外国使节要求大批大批地进紫禁城、见小皇帝。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和使节们商议礼节，外交手腕相当“高明”。外国公使要带很多随从入觐。文祥就带着外国人经过很多宫殿，穿过很多门，每经过一道宫门，就安排官员殷勤招待或者找些事情。外国使团每经过皇宫一道门就留下几个人应付。结果到了紫光阁，公使们发现身边只剩下翻译了。

列强鉴于清朝痴迷“天朝上国”的心理不愿平等对外各国驻华公使，特地在附件中带上了“觐见礼节说帖”。说帖规定清朝皇帝要在乾清宫正殿接见诸国使臣；诸国使臣呈递敕书或国书时，清朝皇帝必须以亲王乘轿的规格将使臣迎入大内，礼成后送回，来往都要派兵队前往使馆迎送；外国使臣所递敕书或国书，皇帝必须亲手接收；清朝皇帝宴请诸国使臣，应在大内之殿廷设备，皇帝要在座。上述内容既然是“要求”，就说明在实际交往中没有实现。清朝一个劲儿地想方设法避免外国公使和皇帝直接见面，不愿意中外平等相待。

外国政府从鸦片战争前后就开始争取平等利益问题，一直到1901年八国联军之后和谈，各国公使挟战胜余威用条约附件形式固定了下来。原本小事一桩的礼节问题要拖延半个多世纪才得以解决。

《辛丑条约》规定，总理衙门改为专门的外务部，位列各部之首；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划东交民巷为“国中之国”；公使可以直见光绪、慈禧，不用跪拜……清王朝最终还是采纳了西方外交规则，完全融入了西方体系。至于朝贡体系中的藩属国（除日本外），早就先中国一步被西方列强殖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