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久了，体系病了（第2/2页）

久而久之，朝贡体系中的政治和经贸内容越来越远。

久而久之，中国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关起门来自得意满。

中国海禁政策的兴起，恰恰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明朝。表面的理由是防备倭寇。事实上，倭寇的出现起因也是官方的朝贡贸易限制太死，规模有限，不能满足日本对华贸易的需要。于是，分沾不到朝贡贸易利润的流亡武士与商人干脆走上了武装劫掠的道路。明朝政府这么做，是想切断朝贡贸易之外的其他贸易渠道，维护朝贡体系的稳定。在根本上，明朝深信自身能够自给自足，不需要对外贸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统一后，清朝一度开放了主要防范反清势力的海禁，但为期不长。康熙不久重新执行海禁，而这次是防范潜在外国威胁的。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颁布“禁海令”，严禁华人出海，严禁贩卖船只粮食等给外人，禁止华人居留外国；对外商来华船只严加防范。海禁政策的实质是尽量防范中外接触。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宣布将江、浙、闽海关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事务集中于粤海关，广州自此成为我国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乾隆在谕旨中说：“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同时清政府严格限制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完全禁止出口的包括粮食、铜铁、硫黄、硝石、书籍等，丝及其制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受到严格限制。乾隆二十四年（1759）禁丝出洋：“严行查禁，倘有违例出洋，每丝过百斤照米过一百石之例，发边卫充军；不及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枷号一个月，杖一百，为从及船户知情不首告者，各减一等，船只货物俱入官。”

狭隘的朝贡和严厉的海禁并行，是明清对外政策的主线。

但是，强硬的海禁并不能打压蓬勃的东亚贸易，对朝贡体系的保护和规范作用也很有限，反而导致了官方与民间、表面与实际“两张皮”、“两个面”，相互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少。

以泱泱大国自居的明清王朝，对此浑然不知。朝贡思想的内向性及其规划的内容导致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行为僵化。这个体系本质上是保守的，清朝沿用明例，雍正朝沿用顺治朝旧例，乾隆朝沿用雍正朝故事，“定例”、“依例”等字眼充斥各官方史料。大如请求贡使进京的题本在“繁复迟缓”的内阁中层层处理，小到国子监中琉球生的草铺拆除也要各方互相知会。

清光绪五年（1879），日本悍然吞并琉球国，引发了中日之间的“球案”。其中有一个讨论的焦点便是清朝是否知道琉球的两属状态（琉球在向中国朝贡的同时，也受萨摩藩控制，向萨摩进贡）。有人认为当时中国盲目闭塞，不知道琉球国情的可能性比较大。并不糊涂的左宗棠于1881年上奏就承认：“日本与琉球共处一方，由来已久。琉之为日本属国与否，中国无从详知。”在对日本交涉中，清政府官员，甚至是作为外交决策者的李鸿章，也部分迷信了日本关于琉球完全附属于萨摩的“论断”了。对最频繁亲近的藩属的国情都如此，可见中国的对外关系闭塞无知到了何种程度。

比无知更可怕的潜在危险是虚弱。站在东亚朝贡体系顶端的中国，内里其实是虚弱的。清代专制统治大为加强，事无巨细，俱决于皇一样，在对外交往中，整个官僚机构运作机械，暮气沉沉。乾隆二十七年（1762）九月，乾隆下旨整肃江南吏治。乾隆承认官员们以无事为福，上上下下一团和气，生怕多事，一出事不是茫然无措就是拼命推卸责任。这样僵化的朝贡体系注定是异常脆弱。道光年间，英人数千来犯。清朝统治者既不知己，更不知彼，战和不定，举止失措。沿海各省矛盾重重，反应迟缓。因循守旧的清王朝遭受沉重打击，东亚国际体系也遭受到了第一次直接的根本破坏。东亚国际秩序开始从根本上瓦解。其迹象早在乾隆年间便已相当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