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企业像衙门

近代以后，洋务企业兴起。这些企业与传统的官营工商业不同，使用的是新式机器、雇佣了大量工人、按照西方工厂形式组织生产。这些新兴的企业依然受制于政府公权力，浸染了深厚的官场习气，非但没有逃脱国有企业的窠臼，行政化、官僚化反而更加严重了。

洋务企业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纯粹的“官办企业”，比如江南织造局、轮船招商局、安庆军械所等。官府直接任命官员为企业负责人，按照官府组织形式配置管理层，根据官场的作息、习惯和标准来生产经营。比如“（江南）制造局积弊，再换一总办，即添用心腹委员三四十名，陈陈相因，有增无减，故司员两项，几至二百，实属冗滥”。第二类是“官督商办”的企业，名义上“商办”，实际经营管理大权依然操在官僚手中。官府委派一批官僚来企业“督办”、“会办”、“帮办”。

西方人考察中国近代企业时，常常奇怪工厂里有一些衣冠楚楚的人，在若无其事地闲坐、喝茶、聊天，此外还有更多的人为他们端茶倒水、听候使唤。不用说，这些人就是衙门派人“监督”、“帮助”企业经营的官员。这些人除了偶尔训斥工人外，从不过问企业经营，主要精力放在了迎来送往和“跑衙门”上。他们所争的是企业的级别：到底是朝廷直辖的企业，还是省级创办管理的，或是州府县的小企业？似乎进了高一级的企业，就进了更高一级的衙门，有更好的“官途”。企业被当成了攀比级别的机关、论资排辈的场所。

李宗仁年少的时候曾经去类似的企业——纺织习艺厂做过工，在晚年回忆录中向我们描绘了官办企业的内部情形：

这时候，各省正在试办“新政”，广西省新设奖励工商业的“劝业道”，并在桂林城内设立“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招收二百学徒，学习纺织。……这习艺厂是由桂林城内原有的“考棚”改建的。建厂的目的是训练一班学徒用新式方法来改良旧式的木机织布。这在当时算是新式的工厂，规模很大，厂长似由劝业道道台自兼，训练也还认真。我们的厂长既是一位大官兼的，厂内自然也有些官场应酬。我记得厂中当局有时在厂内请客，规模极大。我们学徒只可从远处看去，那一派灯光人影、呼奴唤婢的场面，真是十分煊赫。

我在这厂内一共学了半年关于纺织的初步技术——从下水浆纱，到上机织布，我都学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初，我十六岁时，学习告一段落，我便回家了。政府设厂的初意，原为改良农村手工业，增加农民副业生产，我回家之后，大家都欢喜，就买了一部新式木机，从事织布。才过半年，由于家人对织布一事，无太大兴趣，也就算了。这时父亲又已应聘到姑丈家教馆，我便又跟着父亲到姑丈家读书，而姑丈对织布倒颇有兴趣，他在桂林买了一部木机，要我教表姐们织布。谁知我在习艺厂所学的，仅是一些皮毛，故浆纱时，把纱浆焦了，一旦上机，随织随断，弄得十分尴尬。后来我又曾应聘到别村李姓家里教织布，可是均告失败。

为什么国有企业在清朝末期爆发“衙门化”呢？

第一，清末出现的工商企业并不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们资金需求量大、占地广、事务繁重，包括引进外国技术、官吏和人才等，到处需要与官场打交道。公权力很轻易就侵入了近代企业。

第二，此时中国社会已经被“官本位”思想彻底攻陷。有能力者，无不思得一官半职。官场冗员充斥，比如南京城里“驴多、婊子多、候补道多”，都能填补全国的道台职位了。衙门一旦发现了洋务企业这块新大陆，还不把它们当作安置冗员的出口、官员的蓄水池？江苏是洋务企业的聚居地，往往一家企业里有一名候补光禄卿、两名候补按察使、四五名候补道台和知府，至于候补的知县、县丞等就要数以十计了。同样，创办企业者也自觉不自觉地向衙门靠拢，看脸色，比级别，申请“红帽子”，自动行政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