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忍耐与务实

当时天津属于直隶省管辖。教案发生后，省城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就收到朝廷的急令，要求总督曾国藩速速前往天津查办刚爆发的大骚乱。

天津教案的关键人物——曾国藩就要登场了！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农家子弟。他原本极可能老死乡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位极人臣，主要得益于两点个人品行：一个是严格自律，一个是积极务实。

曾国藩思想的底子是程朱理学，他“日三省吾身”，真正做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要求。后人纷纷叹服曾国藩的极端自律：如果恋床贪睡，不能黎明即起，曾国藩就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有时吟诗作赋、寻章摘句，没把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就骂自己好名，“可耻”；给地方官吏写信，亲切一点，就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提笔重写一封语气平淡的回信；有时和人清谈，争口头便宜，曾国藩则认为自己妄语，如果再犯“明神殛之”；听到黄色段子，“闻色而心艳羡”，曾国藩痛骂自己是“真禽兽”；如果看到女子在座心里激动，难免说笑了几句，曾国藩就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即便如此自律，即便在外人看来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勤奋、刻苦、认真的人了，曾国藩依然始终处在谨小慎微、惊恐万状之中。他深知勤能补拙，手不释卷，“不敢片刻疏懈”；处理政务极为小心认真，“寸心兢兢，且愧且慎”。

正是凭借常人难以想象的忍耐力，曾国藩从小官下僚一步步升到了封疆大吏的高位。当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时，清朝给许多人下达了办理团练的旨意。但只有曾国藩凭着“打碎牙齿和血吞”的忍耐，历经外人无从窥探的艰辛与挫折，硬是从无到有编练了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前，太平天国占领了清朝的半壁江山，还派出北伐军直捣北京城，急得咸丰皇帝不得不抛出重赏，撂下狠话：不管是谁，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也不论是主子还是奴才，只要能攻克天京，就封他为王，哪怕是“铁帽子王”也可以封！如今曾国藩消灭了太平天国，按说要封他一个“世袭罔替”的王爷了。结果，咸丰的遗孀、掌权的慈禧太后反悔了，只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而且老是担心湘军尾大不掉。掌权的慈禧太后见到曾国藩，最关心的就是：“你的湘军裁得怎么样了？”曾国藩见自己功高震主、遍布天下的湘军势力引起了朝廷的猜忌，他马上自我谦损，主动裁撤湘军，又顺从地离开南方老巢，出任直隶总督。他由此得到了朝野的一致称赞，到达了声誉的巅峰。

曾国藩把他的忍耐和务实，移植到了对外交涉中。身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眼看着西方列强裹挟着坚船利炮和现代外交体制汹涌而来，曾国藩常常“忧患之余，每闻危险之事，寸心如沸汤浇灼”。

残酷的事实让曾国藩不得不承认中国落后了，没有实力与西方争取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实力去废除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既然如此，曾国藩就主张遵守现有的条约、保持和局。他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信）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对于弱者，不要轻易挑战强者，不然挑战不成反而再取其辱。我们与其盲动，招惹更大的打击和屈辱，不如遵守现行外交制度，利用新的游戏规则来保护自己。这就是他信奉的“信”。

但是，曾国藩的思想超前了。沉浸在强烈民族情绪中的同胞们理解不了。

“信”，在时人看来是妥协、是退让，甚至是投降的代名词。即便是主流知识界也不认同曾国藩的外交思想。绝大多数人把对现实的排斥表现为对外国的仇恨，认为一切条约都是不平等的、一切西方外交制度都是不公平的，有些人甚至盲目排外。对列强愤怒的声讨、对外交不切实际的构想常常赢得一片喝彩，而大讲“诚信”、“恪守和局”的曾国藩自然就不为多数人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