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根源在专制

上述逼良为娼的制度是皇权的产物。只要它们还有利于维护皇权，乾隆皇帝就不会废除它们。因此，可以这么认为，是乾隆在逼封疆大吏们腐败！

每一个皇帝都希望自家的统治“千秋永固”，这也是乾隆皇帝一切行为的根本目的。

治贪的法网再严密，反腐的“罚网”再严酷，都只是攥在乾隆皇帝手中的工具而已。历朝历代，中国法律的基础不是民意，而是皇帝的意志。向何处撒网，什么时候收网，怎么处置落网官员，都是乾隆说了算。因此，反腐受乾隆皇帝的主观意志、一时好恶影响很大。反腐要服务于皇权，服务于乾隆统治天下的整体需要。

皇帝对臣下的要求，首先是忠诚。只要乾隆认为一个官员忠心耿耿，那么即使发现贪污贿赂行为，有时也可以容忍；相反，如果一个官员被认为“欺君罔上”、对皇权不敬，那么他即使略有腐败行径，也会遭到严惩，甚至被树立为“腐败典型”。

云贵总督李侍尧挪用、勒索银两，两淮盐政高恒挪用、受贿银两，都是金额巨大，完全够得上死刑标准。大臣们建议将李侍尧从重处理，斩首示众。但是，乾隆念李侍尧效力多年、征战四方，办的差使、进贡的贡品都不错，于是驳回判决，让大臣们“再行商议”。有大臣心领神会，认为李侍尧“勤劳久著”，建议“秋后处决”。乾隆欣然同意，将李侍尧缓期执行，后来又让他戴罪立功。李侍尧很快就做回了总督。而高恒是名门之后、乾隆的大舅子，他案发后求情的人很多。乾隆却大义灭亲，将高恒斩首示众，抄没家产。同样的罪行，为什么一个善终一个惨死呢？因为李侍尧贪污、勒索钱财的罪行，乾隆没有感受，在他看来仅仅是一纸描述而已；而李侍尧的老实听话，认真办事，乾隆却是深有感受的。至于高恒，他在办理乾隆南巡事的时候挪用了“交官项内巨银”，事情牵涉到乾隆本人，让皇权尊严受到了损害。乾隆要杀高恒，免得人们继续联想、引申下去。还有，高恒自恃是皇亲国戚，在江南以为皇帝办事为名谋取私利，让乾隆有被利用、当冤大头的感觉。

高恒的儿子、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奴役三千百姓开采玉石，销售获利，被当地百姓告发。按说，高朴的罪行，和涉案金额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两银子的封疆大吏相比，算是小的。但乾隆迅速命令将高朴就地正法，而且还要召集百姓公开行刑。因为乾隆发现，高朴进贡的玉石质量远远比不上在高家查获的玉石。“高朴这小子，竟然把好东西藏在家里，不给我！”乾隆恨得牙痒痒，接到高朴伏法的奏折后亲笔批了一句：“着实便宜他了！”

其实，只要还有一个人站在朝堂上，就意味着乾隆朝的反腐工作是彻底失败的。这个人就是和珅。

和珅是一个很高调的腐败分子，贪污受贿、挪用侵占、结党营私、权钱交易等行径一样不落，金额过亿。他宅邸所在的胡同，每天挤满前来行贿、请托和密谋的官员，熙熙攘攘，如同闹市，一眼望过去都是官服上的补子，人称“补子胡同”。有外地知县跪在门口、手举几千两银子的银票过头顶，求见和珅，希望拜入和珅门下。和珅压根就看不上这点“小钱”，大喝：“知县是何虫豸，也来见我！”就这么一个高调嚣张，几乎人所共知的大贪官，在乾隆后期扶摇直上，权倾一时，被乾隆倚为左膀右臂。是乾隆不知道和珅的贪腐，还是从来没有人举报、弹劾过和珅？都不是！而是乾隆离不开和珅，离不开和珅精明干练的处理政务能力、离不开和珅帮他管理日益庞大的小金库、离不开和珅出面办一些皇帝难以启齿的“小事情”。更何况，和珅一副忠心耿耿、精于溜须拍马的样子，很讨乾隆的欢心。于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道理就被乾隆用在了和珅身上。他觉得和珅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辩证地讲：“和珅还是一位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