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出在基本国策上

那么，怎么解释萧衍在登基前后表现的巨大反差呢？这得从萧衍的“佞佛”谈起。

萧衍是真心信佛的。他深入研究过佛教理论，提出过“三教同源”学说，还是中国佛教吃素戒律的创立者。他本人是中国佛教早期的重要思想家。萧衍以身作则，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吃鱼和肉，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并且在五十岁后断绝房事，再也没有亲近过任何一个女子。

但是，一个皇帝不遗余力、倾尽所有地推广佛教，自然有个人信仰之外的深层次意思。

萧衍接手的半壁江山，屡经动乱，人心不安。从东晋后期开始，经过刘宋王朝再到南齐，南方地区长则十几年、短则两三年就来一场内战，不是父子反目、骨肉相残，就是君臣厮杀、文武恶斗。刘宋、南齐的皇室子弟，几乎在内战中无一幸免。此外，北方强大的鲜卑人不时杀向南方，屠戮城池，劫掠人口和物资。荒芜、饥馑、骚乱遍布南方地区，恐惧、猜忌、茫然侵蚀了人们的思想。萧衍如何收拾这么一个烂摊子？萧衍认为，安定国家就要禁绝杀戮、收拢人心，用共同的思想改造官民观念、统一人心。因此，萧衍要保持政局稳定，尽量不折腾、不多事，能不动刀子就不动刀子。同时，对佛教的深入了解，让萧衍相信，佛教是治国最好的思想武器。恰好，动荡和茫然是宗教蔓延的沃土，佛教已经在之前的魏晋时期开始在中国扎根，为萧衍借用它治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于是，南梁的基本国策“佛化治国”就正式出炉了。

萧衍的考虑不可谓不好，执行得也不可谓不真诚。江南大地迎来了将近五十年的、久违的安宁。佛教盖过道教和儒家学说，征服了南方的人心，成为新的主流思想。其间，南方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是南方超越北方这一宏大过程的重要一环。萧衍和“佛化治国”的战略功不可没。但是，萧衍做过了头，让一桩本可利国利民的好事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坏事。比如过分崇佛变为了佞佛，比如慈悲为怀异化为了纵容犯罪，比如放下屠刀被简化为了放松武备，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萧衍的三宗罪，也可以认清局势是如何一步步恶化成侯景之乱的滔天祸水的。

具体到对外战争方面，萧衍的基本方针是：少打仗，多招降。打仗杀人不符合南梁“佛化治国”的基本国策。况且，萧衍对佛光闪耀下的南梁的“软实力”非常自信，相信北方的蛮夷之辈终将被佛法所吸引，从黑暗中投奔佛光普照的南方。果然，不断地有北魏的官民投奔南梁而来，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最后连宗室亲王和藩镇大将都归降来了——只不过，他们不是被佛法所吸引，而纯粹是因为北魏大乱，到南梁逃命来了。萧衍对南逃的北魏官民，以礼相待，优遇有加。对于其中的有用之人，萧衍量才录用，利用他们“反攻”北方，试图让降将叛兵们替他开疆拓土，做无本的买卖。这有助于理解萧衍对侯景的接纳，也可理解为什么在侯景失败后，萧衍为什么不借侯景的人头去恢复南北和平。

此外，漫长的执政生涯让步入暮年的萧衍志得意满，骄傲自负，喜欢报喜不报忧，逐渐丧失了正确的判断——这点在暮年乾隆身上也有体现。它是皇权对一个人正常思维长年潜移默化侵蚀的结果。这时候，奸佞小人闻讯而来。乾隆身边有和珅，萧衍身边有朱異。与和珅一样，朱異也能力超群，处理起政务来像流水线一样，从来不让政务出现堆积。但是他一心揣摩萧衍的心思，阿谀奉承，以献媚得宠。侯景归降时，萧衍冥冥之中也有怀疑。他召集大臣讨论，说：“我国家金瓯无缺，现在侯景献地，到底是好是坏？万一有点意外，悔之何及？”朱異揣摩萧衍内心贪恋“收复中原”的“丰功伟绩”，就说：“若拒绝侯景，恐怕之后再没有人愿意归降了，愿陛下无疑。”同样是朱異，在侯景造反后，信誓旦旦地说侯景绝对不会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