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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成用个问号结束此信，其实是对甘子明的试探。谁知甘子明接信后却立刻决定放弃北京的学业，毅然回到笨花。不久，在向文成和甘子明的带领下，笨花一班村人就将佟法年告上公堂。甘子明凭借他学习的法律专业，将状纸书写得情绪激昂，字字珠玑。他写道：现，吾国帝制结束，共和兴起。共和莫过于扬公抑私。然，在我笨花，公被私侵吞、践踏由来已久。我祖上为兴办教育集资购置的校田四十亩，常年被佟姓无理据为己有。村民早有收回之意，但投诉无门。今，共和已现，新文化运动又如火如荼。想正是我笨花村民收回官地的大好时机。收回官地，也是笨花三百余户、两千五百余丁口的共同心愿。官地不收回，我笨花村一切进步事业举步艰难。万望县署诸大人明察公断。

然而甘子明书写的状纸呈上后，却如石沉大海。原来这时的兆州政权阴错阳差已辗转落入晋军阎锡山之手。阎政权考虑的只是维护晋军在河北的既得利益，并无心思去理会笨花之区区小事。官司被搁置。向文成和甘子明一不做二不休，又递上第二次第三次状纸。笨花一班村民也群情激愤，他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请愿团，久住城内，每日到县署静坐，等待县长升堂审案。这一干人借住在向家的利农粪厂，每日起火做饭，一切花销都由向家支付。为此向文成还曾乞求母亲同艾解囊相助，同艾两次共拿出大洋二百元。官司从炎热的夏季开始，直到春节将至，历时半年。到后来，还是向文成想起，那年父亲回笨花时，经石桥镇葛俊介绍，认识了一位叫吴世甫的朋友，吴世甫曾在向家吃过向大人亲手烹制的葱油海参。此人现在兆州县署任承审。向文成便拜托父亲向喜给吴世甫写了一封信。吴世甫见信后恍然大悟，明白了这场官司联系着向大人的公子。吴承审随即秘密会见了向文成和甘子明，对官司久拖不下做了解释，表示不日即开庭。果然，三天后吴承审代理县长升堂断案，案子终于有了结果：佟家败诉，四十亩官地回到笨花村民之手。县署还判佟家再拿出大洋五百元，作为笨花兴办新式国民小学的基金。

一场持续半年的官司以村人的胜利而告终，一时间笨花人群情高涨，借此东风，向文成和甘子明立即在笨花兴建起新式国民小学一座，学校定名为笨花村两级小学堂。在向文成的鼓动下，甘子明彻底终止了他在北京的学业，自任两级小学堂校长。

兴建两级小学时，向文成再次展示了他的建筑构思才能。他因地制宜，凭着兴建向家大院的经验，又参照了保定同仁中学的校门和部分格局，请来村中把式精心施工，花一年时间将学校建成。村民把学校叫做“洋学”，“洋学”的教室系磨砖对缝的拱形门窗，门窗上玻璃闪亮。迎门一座大影壁遮挡着院内。影壁后面是一个有着二百米跑道的小操场，院里见缝插针地种些月季和丁香。笨花的孩子没见过月季也没见过丁香，春天了，月季随着丁香开放，孩子们闻着满院子的花香，争论着这花香像什么味儿。吃过月饼的孩子说像月饼味，没有吃过月饼的孩子说像四月庙上的汽水味。

校长甘子明还担任着两级的算术和国文课。他请向文成也去任课，向文成说：“眼下教员不好找，我打个补丁吧，把常识和修身交给我吧，这两门课灵活。”

向文成在世安堂开张的同时，还在“洋学”兼教常识和修身。

洋学位于后街东头，从前这里是一座破败的关帝庙，和佟家只一墙之隔。洋学的读书声常传到佟家。佟法年像遭了大难一样，东躲西藏也躲不过隔壁的读书声。但是佟法年的两个儿子对此却另有态度，大儿子佟继业经营着佟家的花坊，他不仅不赞成父亲对学校的态度，还背着父亲，自作主张去县城采购些铅笔、橡皮到洋学散发。小儿子佟继臣正在洋学读书，也帮助哥哥把橡皮、铅笔分发给同学，学生们每人均得到铅笔两杆，橡皮一块。佟继业还对甘子明说，现在甘子明和向文成在村里从事的事业是与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同步的，没想到他的家庭成了这个运动的障碍。他批评了他爹佟法年，还决心给学校做点小小的贡献。甘子明便表态说，凡为村中的教育事业做贡献者，来者不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