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美国和俄国 （1648～1789年）

1648年，殖民地美洲和东正教俄国仍然是欧洲的局外人，未完全分享欧洲文明。到1789年，这种情况不再真实了。以前的局外人现在变成了我们不能再称为欧洲文明而应该称为西方文明的积极参与者。由于新近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欧洲类型的社会牢固地扎根于美洲，美国的思想和制度一路高歌进入世界，威胁着欧洲的旧制度，虽然此前它从未威胁过。同样，到1789年，在俄国，统治集团掌握了欧洲高雅文化的精髓，俄国开始在欧洲战争和政治中发挥大国的作用。俄国广袤的国土面积和专制的政府也威胁着西欧相对较小的国家。这种威胁比美国民主革命带来的威胁还要真实。因此，更好的办法是，把这个时期的欧洲划分为正在扩大的西方文明社会的两大阵营。当然，至今仍然作为把美国和俄国社会彼此区别、俄国与欧洲内陆地区生活方式重大差异的标志还没有大到作为不同文明出现的标志。相反，大西洋两岸、穿越俄国边境地区的越来越复杂的相互联系逐渐弥合了西欧与俄国、美国的差距。

区分俄国和美国社会与西方文明大多数核心地区社会的根本因素是土地比较充足而劳动力（或者至少受过训练的熟练劳动力）短缺。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两种对策都是可能的。各种技术、阶级、服役以及把各种文明社会组织起来并为社会各阶级和职业集团提供各种可行性关系的差异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许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平等和文化上的新蛮族主义。俄国的哥萨克和许多开发西伯利亚的先驱就以这种方式生存。加拿大的法国非法毛皮贩子、美国说英语的拓荒者、巴西的邦德朗特人（bandeirantes）、阿根廷的牧人、澳大利亚的流浪汉、南非的伏特里克人（voortrekkers）、阿拉斯加的拓荒者，也是如此。除非被某些邻居或敌对国家限制，否则一种不断扩大的文明社会可能一直倾向于与这种大致平等、暴力的新蛮族主义发生冲突。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边疆社会可能发生主人与奴仆之间的两极分化。这是因为外界压力——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有时需要比边疆平等所能允许的更精细的社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劳动力市场法律强迫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工作，从身体方面看，一个社会底层的人逃亡进入荒野并因此获得自由是没有困难的。因此，只有艰难地诉诸法律，甚至有时诉诸暴力，才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新大陆的奴隶制度和旧大陆的“新农奴制”作为边疆的突出特点，犹如自由和平等是美国虔诚的民族传统中倾向于等同边疆生活的特点一样。

除了重要的例外，从总体上看，对人力短缺的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应对方法的确支配了北美和南美部分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而对边疆劳动力短缺的压迫性应对方法在俄国盛行。但是在西班牙占领的美洲最富有和最发达地区，直到1789年之后很久，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仍然盛行；而在俄国，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精神已经浮现（并且继续浮现）到公共生活的表面。换句话说，表面上的反差实际上有很多共性。

争夺美洲

当法国、荷兰和英国冒险家在17世纪初建立的小块殖民地扎根并开始走向繁荣时，美洲终于被分割为各国的势力范围。因此，欧洲的战争被争夺殖民地忠实地反映出来（有时挑起）了，在这些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印第安武士、欧洲士兵和殖民地的民兵都卷入了。

这些斗争的第一个标志是荷兰被驱逐出所有重要的美洲殖民地。这些事件发生于1654～1664年间，荷兰首先把巴西丧失给当地宣称效忠（一定条件下）葡萄牙的反叛者；接着把新阿姆斯特丹丧失给英国，英国把它更名为纽约。第二次重大变化发生于1763年，经过空前残酷的、全球性的商业战争后，法国放弃加拿大给英国。但是，这种全面的成功（与此同时，英国在印度赢得了优势）之后，英国很快便与美洲殖民地人民发生了争端，殖民地为英国政府的税收而苦恼。当来自加拿大的威胁消除后，殖民地人民觉得英国军人和英国税务官是完全多余的。其结果是，首先争论，接着战争（1775～1783年），在法国的大力援助下，美国取得了胜利，法国是为了洗雪七年战争中遭受的重大失败之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