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欧洲的旧制度 （1648～1789年）

1648年后，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引起的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已经平息下去了。教会和国家首脑们都从实施全面符合神学或任何其他真理的活动中作了让步。小心地回避人类激情的顶峰和低潮，欧洲社会的领袖们更喜欢依靠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对真理的把握只能是部分的，他们的头脑很少狂热。因此，慢条斯理的专业风格在社会的重要位置找到了新的活动场所：军营、布道坛、法庭、大学、中学、政府衙门，甚至新兴的权力机构，如特许状公司和银行办公室等。通过为这些和其他专业化职业提供可靠的环境和用武之地，欧洲社会空前地为多元化思想和情感打开了大门。每种职业虽然都追求自身有限的真理视野，但是都促进了前辈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精细化，并且不觉得迫切需要建立或遵循一切真理或知识的伟大综合。只要他们的职业自治和尊严不受怀疑，那么欧洲专业人士就会发现，完全可以让其他人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在一定限度内自行其是。

当然，从文明之初，欧洲就像其他每个文明社会一样，一直展现了多元化和妥协的特点。的确，文明的定义之一就是存在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因此，在17世纪后半期欧洲，新事物既不像公认的那么多，人们也不愿意容忍差异和分歧，尽管此前几代人发奋改革，但也没能消除这些差异和分歧。现代化、均势和礼貌能够取代对形而上学确定性的追求，尽管这种追求曾经鼓舞欧洲人互相谴责和破坏对方。虽然逻辑确定性取得了这种妥协，但常识和支持新的专业化分工的事实的确是解决真理和道德问题的途径。

有限的战争

现代化、均势和礼貌甚至影响了国际关系。在“三十年战争”后的灾难性几十年里，某种接近外交官和士兵职业行为准则的东西逐渐形成了。也许在丰特努瓦战役（1745年）中，战争的礼仪化达到了顶峰，法国和英国军官互相谦让对方首先开火。此后，欧洲战争的激烈程度倾向于不断增加。武器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政治危险性也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再次武装大众，并让他们在战场上释放激情。

1653～1689年，与对手相比，法国占据优势。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童年时代目睹了贵族反对王权的武装叛乱（即所谓“福隆德运动”，1648～1653年）但是最终遭到失败的过程。成年之后，他把为法国赢得莱茵河和比利牛斯山的“天然边界”定为得胜的王室军队的任务。在损害四分五裂的西班牙帝国领土的前提下，他起初获得了成功，但是当荷兰和英国（1689年）与哈布斯堡王朝结盟阻止法国的扩张时，他的成功被遏制了。因此，英国和法国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对北美和印度的统治岌岌可危，而在欧洲大陆，通过取代西班牙在意大利和尼德兰南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奥地利收获了西班牙的欧洲帝国。到1763年，英国（通过1707年与苏格兰合并，变成了大不列颠）在印度和加拿大已经赢得了决定性胜利——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这只是被部分地磨灭了的成功，当法国的援助（1778～1783年）使反叛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决心在北美建立独立国家时。

当西欧经历这些动荡而有限的军事行动时，东欧则经历了更急剧的权力重组。1648年后，像西欧的荷兰一样，波兰和瑞典再也不能捍卫它们作为大国和帝国的地位。相反，奥地利和新兴的德意志国家勃兰登堡—普鲁士与沙俄竞争，瓜分瑞典和波兰的领土（1648～1721年）。后来，同样是这三个国家通过三次瓜分（1772～1795年），把波兰王国完全从地图上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