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中世纪欧洲和日本 （1000～1500年）（第4/8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协助金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骑士或骑士领地占有者（去世的骑士未成年的幼子）向领主交纳货币，代替应召亲自服役。因此，骑士军役有时被折算成固定的货币。这使国王能够招募一批领取军饷的作战人员，就事情的性质来说，他们对国王的服从高于对分布全国各地的地方领主的服从。

但是一旦货币事务变成国王与其附庸之间协商的主题，那么把城市代表也纳入宫廷似乎就是明智的，当然，市民也是最肥沃的现金来源。市民代表通常与贵族地主代表分开，就座于一个单独的房间或“等级”里。高级教士也组成一个单独的等级，因为他们也处于教皇的领导下，与世俗权威具有特别的法律关系。用这种稍微偶然的方式，欧洲每个重要王国的国王或王公就王国境内所有重大利益问题与代表协商就变成了习惯，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税收问题，还有其他普遍关心的事务，因为代表们很快便发现，直到国王纠正弊政，或者至少承诺这么做，他们才应该批准新税收。

通过这种代表制度，欧洲国家内部重大的利益冲突都找到了或多或少有效的表达场所。农民利益的代表很少，城市手工业者也是被遗忘的人群。但是在涉及有产者和纳税人的大多数事务中，他们的声音还是能够被听到的。

因此，欧洲的政治巩固措施就把社会中的最活跃成分以其他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方式卷入了政治过程。统治者、地主和商人之间比较密切的合作因而得到了保障。例如，任何欧洲政府很难像中国明朝皇帝那样，不顾诸如船主和水手等大规模集团的利益，禁止建造任何航海船只。公共行政官员虽然有些犹豫不决，但是总体上有效地保护臣民经济利益的意识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欧洲政府的机构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像贸易和商业一样，欧洲各国政府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也正是基于同样原因，它们能够适应新的经济企业形式——特别是当革新似乎可能带来额外的税收时。

文化巩固

从欧洲开始复兴到1200年的两个多世纪里，对阿拉伯和拜占庭文化传统中吸引西欧人的任何东西的渴望，加上勇敢和充满活力的创造性，为中世纪欧洲文化赋予了新的光芒，这只有古代希腊作为中东文化模式的学徒并最终超越它的时代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在西班牙和南部意大利，学者们组织了系统地把阿拉伯语著作翻译成拉丁语的工作。大量专业著作和百科全书式的信息，因此被增加到以前绝大部分为宗教著作的拉丁语文化遗产中。其中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语产生的影响特别大。西欧人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发现了一整套关于普遍事物的理性的、完整的、有说服力的体系，但是，这套体系是异教的。对那些拒绝自愿放弃任何知识传统的人来说，把亚里士多德思想与基督教真理调和起来的任务是极其关键的，无论是新来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还是旧的基督教信仰。

欧洲文化的一个层面——总体上来自蛮族世界的遗产，特别是骑士生活方式——也需要融入基督教模式，因为10世纪的野蛮和暴力与基督教的信、望、爱相去甚远。

这些挑战最初都遇到了不计后果的放任。圣安瑟伦（卒于1109年）和彼得·阿贝拉德（卒于1142年）似乎已经感觉到，如果人们坚决而严肃地追求理性，那么人类理性与基督教信仰必将互相支持。因此，圣安瑟伦发现可以证明基督道成肉身的逻辑必要性，彼得·阿贝拉德开始对基督教作家之间围绕教义的争论而展开了批评性研究。与此同时，在法学领域，修道士格拉先（约1140年）从正反两方面有力地论证了教会法本身的自相矛盾，而欧内乌斯（约卒于1130年）则开始系统地研究罗马法，以期找到打开严重影响欧洲地方性习惯法的普遍混乱大门的钥匙。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尝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