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背后的两位女性（第3/5页）

在许广平进入鲁迅的生活之前，鲁迅就和朱安做了20年“名存实亡”的夫妻。鲁迅一直在外，朱安就一如传统的绍兴太太般地做着家务，奉养着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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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许广平的出现，不可能不引起朱安的内心波动。

在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朱安租住的砖塔胡同“二房东”之一俞芳，曾这样回忆自己和朱安的一段对话：

俞芳对朱安说：“大先生和许广平姐姐结婚，我倒想不到。”

朱安回答：“我是早想到了的。”

俞芳问：“为什么？”

朱安回答：“你看他们两人一起出去……”

俞芳问：“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朱安说了一段这样的话：“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俞芳回忆，朱安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

但让朱安这只“蜗牛”彻底绝望的事随后还是发生了：许广平怀孕了。

在鲁迅与许广平的孩子周海婴诞生后，鲁迅的母亲自然很高兴，但朱安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于是婆婆狠狠地批评了她：有个孩子有什么不好？

于是，朱安也不敢不高兴了，相反，她慢慢认了命，又高兴起来。她开始把周海婴当作自己的儿子，自我安慰死后好歹有个子嗣祭奠她，不至于让她做孤魂野鬼。

朱安对周海婴的想念，是通过人代笔写信（她识字不多）向许广平表达的：“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听说海婴研究无线电颇有心得，凡人有一技之长，便可立足，也很好的。”

鲁迅、许广平和他们的儿子周海婴合影

等到周海婴十五六岁时，朱安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还问他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给她寄来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

但是，直到朱安去世，她也没有见过周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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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

之后，许广平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整理鲁迅作品的事业中。1937年4月，她将鲁迅1934—1936年的杂文13篇编成《夜记》出版。又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了《鲁迅书简》的影印本及《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书。11月上海沦陷后，为了保护鲁迅的全部遗稿及其他遗物，许广平留在上海。1938年4月，她又编成了《集外集拾遗》。

留在上海，也给许广平带来了麻烦。

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美国宣战。次日，日军开进上海租界。12月14日凌晨5时，许广平在寓所被捕，先被关押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然后又被转送到汪伪的特务机关“76号魔窟”。

因为许广平是鲁迅的伴侣，了解熟悉活跃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所以日本人希望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将进步的上海文化名人一网打尽。

在狱中，面对打骂、断食、拷打甚至电刑等各种折磨，许广平始终没有屈服，一字不吐。在关押了76天后，无奈的日本人最终让内山书店把许广平保释了。许广平曾说：“身体可以死去，灵魂却要健康地活着。”

与此同时，朱安的生活境遇也不好。

独守空房侍奉婆婆的朱安，晚年也陷入了穷苦困境。她甚至准备卖掉鲁迅的遗稿，这一行为引来了各方的反对。温顺的朱安第一次情绪激动地为自己辩护：

“你们总说要保护鲁迅先生的遗产，要保护鲁迅先生的遗产，难道我不是鲁迅先生的遗产吗？！”

晚年的朱安

这时候，是许广平一封封信写给了她，一笔笔款汇给了她（当时许广平自己也不宽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