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一种想法（第4/6页）

第一个现象是电视搞笑频道提示观众何时该笑（如果挤眉弄眼和夸大其词都不奏效的话），电视台还需要使广告针对那些最无知、最容易轻信、心理上最没有安全感的人。怀疑和评论类节目已被电视台严厉地删掉了，要是这类节目出现在电视上，电视节目就再也无法成为一种令人满意的愚蠢工具了。

第二个现象是公立中学的垮台，玩忽职守的学校管理者最后一次被见到是什么时候？

这两个现象是导致我们的智力和文化出现困境的主要原因，对此大家似乎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芭芭拉·艾伦莱彻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几十位电视评论员”的发现，然后指出“由于电视与‘艾波卡特中心’式教育10结合在了一起，美国的文化已经私有化、粉碎化，并也许不可逆转地白痴化了。”即便一些人对智力和文化出现困境的确切原因持有不同的见解，但有一件事情很清楚：愚蠢的一个小代价，是美国的经济实力转移到了日本；而一个大代价，是彻底摧毁了美国的舒适、差异化、复杂和魅力，这是一个国家适于定居的要素。

使这种愚蠢加剧的，是近年来技术的迅速复杂化。当今的美国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巨大的堆积物，在里头，并不特别敏锐、专注的人们被迫操作一种特别复杂的技术，而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平等的，总是胜过别的国家。难怪美国四处都潜伏着谬误和尴尬，难怪掩饰和自夸（也就是恶俗）变成了最受喜爱的国家风格。今天的一个标准景观，是一位焦虑的年轻人要求别人给他 5 分钟时间完成一笔简单的零售交易。他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是为了满足那台怪物一样嗡嗡作响、时而呼啸时而哼唱的机器的要求，这台机器既是点钞机、当前库存账目、发票开票机，又能防止雇员偷盗，令雇员自重。每一名雇员都是一台机器的跟班，那个茫然困惑、微不足道的年轻职员，不过是面对不断增加的刻度盘和指示灯的飞行员的一个简单版本。那些增加的刻度盘和指示灯往往根本就用不上，飞行员只好偷偷切断它们的电源，以免工作变得太复杂，自己无法胜任。

这一切自然会造成过度弥补，这常常又导致了某种形式的恶俗。大多数人经历的真实的美国生活是如此地枯燥乏味、单调、胸无大志，远离了过去的传统，又难以跟欧洲文化产生共鸣，所以需要被“提升”，并被加工成某种美好的东西。恶俗于是成为全民空虚和迟钝的一种可以理解的表现，并且，其形式至少能代表美国人对卓越和价值的幻想。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城镇没有一家值得光顾的餐馆，那么，与现有的餐馆老板合作玩一场恶俗的游戏，对当地人而言也算一种安慰吧？这个游戏其实就是笨拙地模仿正宗的餐馆：正儿八经地对待华而不实、狗屁不通的菜单，冒牌的法国菜，以及像芭蕾舞表演一样的酒水服务。因为要表现恶俗，就得有两个演员，一个充当表演者，另一个充当观众，两个人必须共同致力于颠覆真实的阴谋；如果一个城镇没有美，没有个性，没有魅力，居民都是财迷、市侩和自满的乡巴佬，那他们跟当地装腔作势的“艺术画廊”兼礼品店合作，得到一些丑陋的、批量生产的雕塑仿制品，弄得好像它们是真的“艺术品”，这也算一种安慰吧。

恐怕没有必要在这里指出，并非美国的一切都是糟糕或恶俗的。一些品味存活了下来，足以将穆罕默德·阿里之流赶出视线之外，不让他在公众面前说话11；这些品味也足以让一些人认识到（尽管含蓄而无声）越南战争是一件丢脸的事。美国的有些东西的确不错，甚至非常好，比如《麦卡-沃尔特法案》12一类愚蠢行为出现之前开放的边境；此外，只要美国公民是自由的这一说法仍然成立，他们仍然可以被邀请去周游世界；再加上《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话，你就拥有一大堆让人羡慕的价值观了，几乎值得你为它们去死。外交官兼学者乔治·Ｆ·凯南13了解这一点，尽管他在新作《生活速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