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一种想法（第3/6页）

许多教师来自智力低下的阶层，一所公立学校的老师可以作证：“我所在学校的一名二年级老师有一天走到我跟前，问我一年有几个星期……接着又问一年有多少天。”当她被问到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位有学问的老师回答说她是在小学里学会的。显然，学校的全部课程对许多老师来说太难了，他们只好绕开那一大堆他们不懂的东西，其实那些课程为了避免所有学生都学不懂，已经设计得很简单了。说到高校的状况，虽然Ｅ.Ｄ.赫希4认为要具备“文化素养”，人们就有必要了解标准的东西，这种观点可能有些过分，但每天仍然有证明公众无知的令人震惊的新例子出现。某家全国性报纸最近刊登了一幅布什总统接受一个荣誉学位的照片，照片是在披肩从他头上往下披的那一刻拍的，图注写道：“布什总统出席他的文学博士学位授予典礼，正被披上饰带。”这家报纸连学位服的披肩都说成了“饰带”，却居然获得过几次普利策奖。

美国这种与日俱增的愚蠢，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也能见到。所有签银行支票签了 50 年的人都会注意到，甚至在这么重要的物品上也存在愚蠢。如今，有人觉得有必要在支票上印一个小方框，这样金额的数字就可以填在里面了，好像不这么做的话，人们就搞不清楚该把数字填在哪里。支票背面也有一项重大的创新，有一个确定的地方让你签名，好像人们都不知道该在支票的哪一头签名似的。看来有必要通知一下准备寄信的美国人：“邮资不足的话，邮局将不予投递信件。”这在过去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还有能“正确拼写”的打字机。这东西之所以这么流行，是因为没有几个“书写者”能很好地驾驭自己的母语，好到不需要机器帮忙就能拼写正确；还是在这个老百姓愚蠢至此的国家，人们花了大笔的钱买东西，却丝毫看不出所谓的“折扣退款”有多荒唐可笑，他们从不指望商品的价格在出厂时就能降一些。想想吧，你郑重其事地把钱递过去，然后等着其中的一些被装腔作势地递回来，然后感觉自己在这场讨价还价的交易中赚了一把；还有一种新式的做法：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的乘客在被允许进入站台前，要接受仔细的检票。铁路客运公司的动机很明显，因为文盲（平均每天有 30% 的乘客可能是文盲）既读不懂车票也读不懂大门口指示目的地的标识牌；还有会出现如下现象的这种文化：不仅当地的天气预报，全国各地的天气预报也都被电视台看作电视新闻中一个有趣的话题，（上帝原谅我这么说）所以值得花大价钱请一个名人来正经八百地对天气评头论足。

这个国家将数亿美元花在“探索”外层空间上，同时却有数以百万计的穷人和饥饿的人像印度加尔各答人一样露宿街头；成百上千万的人在精神和文化上如此空虚，以致他们给自己作定位并获取自尊的主要方式就是去“购物”；这个国家还垂涎于将东欧美国化，在那里培植给我们带来白色加长型豪华轿车、唐纳德·特朗普、吉姆·巴克和塔米·巴克夫妇、利昂娜·海姆斯利，以及米尔肯5和伯尔斯基6一类人的价值观。

这个国家将一个过气的电影明星选为总统，以此证明自己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价值观。这个电影明星对现代和当代历史都很无知，以致长期在有知识的人中间上演着一场闹剧。他对世界的现实是如此地漫不经心，在 1980 年代后期竟然断言已经没有几个活着的德国人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这样的总统却还得以连任。他信奉的主要观点是：校园祷告与废除富人的税赋都是国家需要的，而穷人和无家可归者都是自找的。

美国的愚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肯定不是从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开始的。一些粗鲁的无神论者和具有粗俗智慧的家伙（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企图将“卑躬屈膝的傻瓜作风”（一位社论作者的说法）的起源定在 19 世纪 30 年代。其时，天使摩罗乃告诉约瑟夫·史密斯7，有一些埋在地下、记载着大量悲惨事迹和训喻的金页片8要给他看，看完后，约瑟夫·史密斯就说服一大帮乡巴佬创建了一种新的宗教。马克·吐温认为美国的愚蠢在他的时代就已经很发达了。也有些人说随着琼斯城的集体自杀9，这种愚蠢在 1978 年到达了顶点。到今天，这场愚蠢运动已经非常明了了，足以令人联想到当代两个随之产生的现象（如果这两个现象不是原因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