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比秩”的性格、功能与意义（第4/20页）

叔孙通的百余弟子曾跟刘邦的“左右为学者”一块制定朝礼。所谓“左右为学者”，颜师古解释说：“左右，谓近臣也。为学，谓素有学术。”那百余弟子后被任命为郎官，而郎官也属“左右近臣”。看来，把“素有学术”者安排为“左右近臣”，在皇帝看来顺理成章；在其眼里，博士之类“为学者”，与“内官”大夫、郎官、舍人差不多就是一类人。当然博士又属太常，除“御用文人”身份外，“国家教育官员”色彩也逐渐浓厚起来，不全是“左右近臣”了；不过“比秩”的安排，毕竟暗示了他们作为君主顾问，所曾有过的“宦皇帝者”身份。质言之，博士起初无秩、后为“比秩”，就在于其官“非吏”。

作为学人之选的掌故，也经常与大夫、郎官相提并论(21)。汉平帝时的太学课试制度是这样的：“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22)这3种官都是博士弟子之所任，显有共性。这样看来，在“宦皇帝者”和“吏”两类人中，博士、掌故更近于“宦皇帝者”。

在前章第三节，我们还考证了汉初御史在“比秩”。御史在“比秩”，也因为御史不是朝吏，而是“近臣”。《续汉书·舆服志下》法冠条：“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可见御史系近臣。又《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也反映了御史与谒者、侍中等近臣相近。学者指出御史有“家臣”性质，“御史是由先秦时期国王的亲信发展起来的”(23)。丞相府在宫外，御史大夫寺却在宫中(24)。

“吏”有秩级而“宦皇帝者”无秩级，也如“吏”有印而“宦皇帝者”无印一样。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官，则无印绶(25)。印章是“吏”行使权力的凭证。治事、有官属，就有印，哪怕那印绶卑微到了“五两之纶，半通之铜”的程度；不治事而无官属，就无印。大夫、博士、谒者、郎官、舍人无印，是因为他们“非吏”，不治事；御史无印，是因为御史属近臣。传世有“吴郎中印”、“齐郎中印”封泥，但那是郎中令印，非郎中印(26)。同理，秦之“谒者之印”、“中谒者”封泥，也应是谒者长官之印而非谒者之印(27)。当然，若是郎官承担了随机差使，有责有权了，那就可能有印了，以便履行公务。秦朝有一枚“郎中左田”封泥，那也许是某郎中在承担“左田”事务时的权责凭证(28)。

二　“比秩”诸官的性格——“自辟除”

上节阐述了“比秩”在分等分类上的一个主要功能：区分“吏”、“宦”，标示“非吏”职类。但那只是“比秩”的等级功能之一，而非全部，因为还有一些“比秩”官职，不能简单地云其“非吏”，例如掾属和军吏。这就提醒我们，对“比秩”的功能还要做更多探索。下面讨论掾属的“比秩”问题。

上一章第三节对中央各官署的掾属秩级做了考述。东汉三公府掾属，史料明确记载其为“比秩”，没什么疑问；汉武帝时丞相府的各级掾属，《汉旧仪》均记为正秩而非比秩；从张家山汉简《秩律》透露的某些迹象看，汉初存在着六百石以下的无秩掾史。无论如何，现在至少可以推测，汉代掾属在某些时候是“比秩”，或某一部分的掾史是“比秩”的。我们认定禄秩是“吏”的身份标志，尤其是在汉初，“宦”与“非吏”两种人无秩。《秩律》所见秩级，有百六十石的，有百廿石的，还有百石有秩，可见很低级吏员都有秩级，更不必说斗食、佐史了。高级掾史近于六百石，自身却没秩级。那是为什么呢？掾属必有什么特殊之处，才会被列在“比秩”。这时我们的视线落在了掾属的一个重要特点上：他们由长官“自辟除”。由于“自辟除”，他们逐渐被视为长官的私人幕友了，还与长官建立了“君臣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