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九章 平民的盛世：宋代（第8/10页）

北宋名臣韩琦有一次在和神宗聊天时，曾经说：“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阔；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己酉）俨然以皇帝的恩人长辈自居，但无论皇帝还是在场的大臣，居然都不认为这是跋扈之举。

在这种尊重文臣的氛围下，宋代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即集体决策制，就是遇到重大问题，一定要文臣百官一起开会，商量解决，皇帝虽然手握全权，并不干纲独断。所谓“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却扫编》卷中）有的决策，朝廷甚至会邀请平民参加，形式有如今天的政策听政会。比如陈恕为三司使时，“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宋史》卷267《陈恕传》）熙宁年间，“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5，熙宁四年七月丁酉）

尊重文臣的效果非常明显。北宋士大夫所表现出的责任感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在权力体系中占据如此巨大的优势，使得士大夫群体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王安石诗中豪迈地宣称：“男儿独患无名尔，将相谁云有种哉！”因此，士大夫也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正是士大夫这种责任意识的真实写照。王禹偁诗云：“男儿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对酒吟》）在国步艰厄之时，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他们对国家和民族，也确实尽了自己的心力。

有了“不死”这一保障和“与皇帝共天下”的责任感，宋代大臣的胆子都相当大，在皇帝面前敢于直言。建隆元年的一天，宋太祖正在后苑弹雀，一位官员称有急事求见。赵匡胤急忙跑出来接见，却发现所奏不过是平常之事。太祖很不高兴，说，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急事，却害得我停止弹雀跑出来一趟。那位官员说：“臣以为尚亟于弹雀！”武人出身的赵匡胤勃然大怒，顺手抄起一家伙事儿砸在大臣嘴上，打落两颗牙齿。那位大臣拾起牙齿，装入怀中。赵匡胤骂道：“汝怀齿，欲讼我乎？”你还想告我吗？大臣不急不忙地说：“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赵匡胤一听马上冷静下来，立即换了副笑脸，给这位大臣赔了不是，并且赐金帛以表歉意。

宋太宗时期，进谏之风更炽，有一个小小的县尉竟然上疏，说皇帝的后妃太多了，应该减少点。皇帝听了，感觉自己很委屈，他对大臣说：“内庭给事二百人，各有执事，而洒扫亦在其中，若行减省，事或不济，盖疏远之人所未谙耳。”就是说，加上扫地的做饭的，我后宫一共才有二百人。要是再减少，人手就不够用了。地方小官，对宫内情况不了解啊！宰相想以“妄言”罪处理此官，太宗却说：“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小官敢论宫禁之事，亦可嘉也。”

宋真宗时，因为国家救灾不力，田锡曾这样批评皇帝：“陛下为民父母，使百姓饿死，乃是陛下孤负百姓也。”宋真宗并不以为冒犯，反而听取他的建议。漳州通判王迈更为离谱，居然敢对着宋理宗破口大骂他老爹宋宁宗：“天与宁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旷不视事，道路忧疑，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隐、刺覆绝，攸、熺尊宠，纲沦法斁，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话说到这个上，即使在唐朝，可能也要掉脑袋，在宋朝却安然无恙。王伯大则干脆直接骂宋理宗是暴君昏君：“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人主！”如此大逆不道之言论居然也没有受到严厉处理。宋高宗时，更有监察御史方庭实对皇帝宣传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没能拿他怎么样。这种“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的做法，成了宋代的一种政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