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九章 平民的盛世:宋代(第7/10页)

(《金明馆丛稿二编》)李约瑟博士说,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中国科学技术史》)确实,从许多数字指标看,在唐代臂膀上建立起来的宋代,许多方面远远超越了唐代。唐朝中国人口最多时才五千多万,而宋朝人口超过一亿。“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出现在宋朝。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宋王朝的GDP占当时全世界GDP的65%。综合各个角度,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是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朝代。

当然,宋代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是统治者的开明。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的内藤湖南说,“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在平民社会,君主的个人价值取向,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影响更为直接。

虽然为了一家一姓利益,把脑筋动到极致,但是赵匡胤在后人的印象中并不是一个自私、冷酷的人。事实上,“开明专制者”这个词用到他身上真是再适合不过了。他的审时度势能力,他的自知之明,在历代皇帝当中除唐太宗外无人能及。

在抑武的同时,宋代大力崇文。既然不靠武将,那么就必须依靠文臣。虽然对文臣不忘防范,但是与对武将的恐惧和厌恶比起来,赵匡胤对文人们的提防心却小得多。在与宰相赵普的一次谈话中,赵匡胤曾这样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文臣的理性和谨慎显然更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文臣饱读诗书,熟悉历史上安危治乱之由,可以给统治者提出更为合理的建议。他们治理地方,比武将更有办法,更有条理。与此同时,文人胆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坏力也不过是武人的百分之一。所以,宋代统治者对文臣特别信任和优待。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宋人在怀念赵匡胤时,最常提到的是他对文臣特别优礼:“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宋太宗进一步提高了文臣的待遇,确保他们都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使“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帝王与大臣的一条不成文约定。宋代文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过是贬官而已。因此宋太宗自己曾经总结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宋代文人则说:“待士大夫有礼,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贵耳集》卷2)在经历了百年武人的摧残和压制后,到了宋代,士人们终于遇到了文化的春天。

宋代皇帝们在士大夫面前一直保持着谦逊的传统。有一次,名臣程颢与宋神宗一起讨论人才问题。宋神宗说,现在天下人才太少了,“朕未之见也”。程颢一听大不高兴,当场指责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您怎么敢这么轻视天下读书人?宋神宗马上“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河南程氏外书》卷)南宋宋高宗在聊起学问时,则明确承认:“朕学问岂敢望士大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三月癸酉)这既说明皇帝有自知之明,又说明他在文臣面前刻意采取低姿态。

宋代士大夫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通过这样几个故事就可以看出:

宋真宗有一次遣使持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于理有违,竟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诏烧掉了,并且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