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七章 不可再现的魏晋风流（第3/5页）

许多士人的纵情越礼达到怪诞骇俗的程度。历史上最有名的片断，是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阮修则“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阮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这些都令后世读者心向往之而行不敢至。

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出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他们中的很多人视仕途为污秽之地，在权力面前表现出的傲慢令人吃惊：为拒做官，嵇康忍痛与山涛绝交；为拒权贵，阮籍曾一醉六十余日。《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还是频招，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传统中国社会以功名利禄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体系在魏晋时代坍塌了。

从这些言说、举动和故事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傲视天地和独立不羁。如果说士族社会中的汉朝和唐朝更像贵族时代的西周，整饬有序，礼乐辉煌，文化雍容大度，那么魏晋就像贵族时代的春秋战国，是一个个性和才情能得以充分展示因此极富创造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春秋战国时代高度相似：魏晋南北朝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后，紧接着就是司马氏建立西晋王朝，新王朝立足未稳，就爆发了“八王之乱”。永嘉之后，北方陷入十六国割据，江左出现了东晋政权。淝水之战之后，南北对峙局面正式形成。其后则是南朝、北朝政权的不断更迭。

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许多士族富厚过于王侯。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正如柳诒征所说：“魏、晋以降，易君如举棋，帝国朝代之号如传舍然……当时士大夫……以地方绅士，操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抑亦所以抵抗君权也。”因此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天子只能和士族分享权力，有的世家大族甚至可以罢黜天子，以至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谤语。

在这种情况下，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许多旧门士人凭借门第资本，不再对权力俯首帖耳：“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世族们）犹昂然以门地自负。”一些门第高贵的士人，甚至对门第不如他久远的皇帝抱一种隐隐的睥睨之态。面对政治权威，他们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许多人甚至不屑于为皇帝服务。

政治权威的崩溃，意味着儒学也不再是唯一价值体系，士人们的头脑挣脱了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樊篱，思想文化领域获得了一次空前的解放。这是继春秋之后第二个价值失范、礼崩乐坏的时代。“布衣横议于下……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典论·论文》）魏晋士人对庄子和佛学的兴趣头一次超过了儒家经典，由此导致了玄学的兴起。

哲学是非功利的产物。在西方，哲学是贵族们的专利，因为他们没有物质生活的压力，可以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超功利的玄思之中。魏晋时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萌芽于类似的环境之中。在南渡的士人之中，流行着一种时髦的活动，叫做“清谈”。其形式类似于现在的辩论会，人们挑选一个清幽安静的场所，比如园林重屋之中，或者山水之畔，坐在胡床之上，铺开棋子方褥，靠着斑丝隐囊，手拿麈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