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七章 不可再现的魏晋风流（第2/5页）

对于“世袭”，我们一直持批判态度。其实在科举制成熟以前，这种世袭也有其必然性。

在科举制兴起以前，底层社会的教育很不普及，教育资源基本上都被上层社会所垄断。只有上层社会才能提供完整、良好的教育。曾经有大臣问魏孝文帝，为什么选官时那么重视门第，孝文帝回答说：“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也就是说，“君子之门”子弟即使没什么特别突出的才能，但是长期受家族的教育和熏陶，通经史、习礼仪、熟悉典章制度，当起官来更有优势。

和我们的想象不一样，士族社会中，选拔人才，靠的主要不是官员政客的权力交易，而是家族声望。一个家族的文化积累和门风传统，是评价一个人的最重要标准。比如“（魏元）帝欲以（荀）组为司徒，以问太常贺循。循曰：‘组旧望清重，忠勤显著，迁训五品，实允众望。’于是拜组为司徒。”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旧望清重，此人又忠勤显著，这两点决定他应该被委以重任。

个人的前途建立在家族名望的基础之上。因此，各大家族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文化积累和文化名望的竞争。正如钱穆先生指出的，许多门第之家绵延百世，背后支撑的是学术的力量：“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确实，从汉末到东晋初年，那些单纯凭权力和财富而能世代沿续的大姓门第不多。经历动荡而留存下来的家族，基本都是凭名望服众的士族。许多教育传统良好的士族之家累世相传，根深叶茂。比如颍川钟氏从汉代的钟繇到唐朝中叶500年间，世系不断，几乎每代都有官宦。

这种情况导致世家大族对教育无不极其重视，为保持自己的文化优势无不殚精竭虑。士族为了传承家族精神，制定了林林总总的家诫、家训、门律、门范、素范，家长辞世，也往往留有遗言、遗令、遗命。南北朝集大成的《颜氏家训》一书，就是士族家族教育的经典。王伊同在《五朝门第》中说：“五朝名家，靡不有家教，所以立身处事，有以见异”，“巨宗重臣，咸有训诫”。这些世家大族的文化积淀和教育水平，确实不是一般人家能比拟的。新起的家族门风教养与旧门也就是历史久远的家族相比一目了然。《世说新语·简傲》记载：东晋时，谢奕、谢安的弟弟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虽然谢氏在东晋已经是一流高门，但因门第晚出，仍然会被旧门阮氏公然蔑视。人们对门第的重视和对暴发户的蔑视，无非就是因为其文化根基、家风和教养的不同。

因此，士族社会中，上层文化可以以家族为堡垒，一脉相承，越积累越深厚越精微，传递数代之后，上层文化的精神气质越来越呈现贵族文化的特质。在中唐以前，以荣誉感为核心的上层文化一直是士族社会的主流文化，整个社会保持着强烈的文雅特质。而文化世家也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比如东汉的那些著名宰相与东晋的王谢家族。甚至直到唐代，最有名的二十三位宰相当中，绝大多数仍然是出身士族。

这是“魏晋风流”产生的不可忽视的文化背景。

在整个士族社会阶段，魏晋的精神风貌最为特殊。魏晋士人的精神风骨，在从秦朝到晚清几千年间，独一无二，空前绝后。

魏晋士人纵性任情，饮酒啸歌，其风度一直被后人追慕。孙登布衣蔬食，绝人间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阮籍“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