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五章 贵族精神的遗失（第2/3页）

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以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中国文化特别是上层贵族文化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毁灭性打击。

没有了贵族文化是什么结果呢？俄国小说《沦落的人们》中的一段话，很好地总结了贵族精神消失的后果，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自从贵族开始饿死以后，生活里就没有人了……只剩下些商人……商人是什么？……商人不过是人面兽心的家伙，暂时披着人皮罢了。他粗野，他愚蠢，不懂生活的美妙，没有祖国的概念，不知道还有比五戈比铜币更高的东西……他们不但是贵族的敌人，也是所有高尚的人的敌人，他们贪求无厌，不会把生活装点得美丽些。”

换句话说，没有了贵族，一个社会也就没有了精神旗帜，失去了超越性，也失去了精致和优雅。中国人的群体人格受到了第一次粗暴摧残，人的尊严大打折扣。优雅、高贵无处容身，而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更能适应这个严酷的社会。现实主义、贫困文化和流氓文化大行其道。

“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查尔斯·威尔伯）贫穷使人的行为被现实利益完全控制，不再有想象力，不再有风度，不再有超越性。贫困文化进一步沉沦，就是流氓精神，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为了一口吃的，什么都干得出来。日本人渡边秀方这样评价中国人：“中国人有什么事都专讲实利与自利的性质，所以商业方面，是很拿手的。商业上所必要的宽大的忍耐的性质，是充分所有着。中国人别样事情都是很迟钝，唯商业方面则非常机敏可敬……他们只要能得钱，体面、主义、意见那些麻里麻烦的事都一概不讲的。”

在秦始皇之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贫困文化或者说底层文化日益取代贵族文化。秦代末期的楚汉之争，就是底层文化战胜贵族文化的第一例。其结果就是平民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并且把底层气质注入到最高政治当中。

汉高祖刘邦是一个起自底层的流氓。刘邦从小没读过书，也看不起读书人，看到读书人戴着端正的帽子，就叫人取下来，往里撒尿。他没有名也没有字，兄弟四人中他行三，所以人家叫他季，就是“刘老三”的意思。他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们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年近四十，还没成家立业，只不过在朋友帮助下混到了个小小的泗水亭长。亭长主要职掌“逐捕盗贼”，维持地方治安。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乡派出所所长。这个位置倒十分适合刘邦的流氓脾气。

楚汉战争中，刘邦被杀得大败，带着一对儿女和谋士滕公坐着一辆大车逃跑。为了让车子跑得快点，刘邦好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都被滕公又拉了上来，气得刘邦“欲斩之者十余”。公元前26年，楚汉交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当了俘虏。项羽在军前架起烧锅，把刘邦的父亲放在案板上，要挟刘邦说，再不投降，我就把你老爸下了油锅。谁知刘邦居然嬉皮笑脸地说，当年咱俩曾结拜为兄弟，所以我爸就是你爸，今天哥们既然打算把咱爸烹了，可别忘了给兄弟我留碗肉汤。项羽见刘邦一副流氓腔，没有半点办法，只好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