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四章 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

当然，过分的稳定和过于严格的礼仪约束，会使一个社会失去活力。春秋时代中国之所以能够生机勃勃，绚丽多彩，是因为列国竞争的环境，使得春秋时代远比西周时代的空气更为自由。

在西周前期，在分封制基础上的大一统运转良好，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社会安定，堪称“盛世”。然而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也被重重礼制严重束缚住了，除了一个周公，西周前期并没有出现伟大的思想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诸侯与周天子之间的血缘联系越来越淡漠，周王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动荡期。在这个动荡时期内，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多极的政治格局和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使各国统治者急于延揽知识与人才，人才可以四处流动，从贵族、士人到普通农民，人人都拥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说用脚投票的自由。孔子见七十二君，就是说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七十二个国家。由此造成社会控制的松弛，人的身份不再是不可松动的禁锢，人的精神首次获得空前的自由发展空间。同时，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说：“周既不纲，权利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见七十二君，墨翟来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谓‘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言论之自由。至是而极……岂所谓‘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者耶？”

而随着严格等级秩序的破坏，贵族精神逸出了上层社会的樊篱，流布到社会各个阶层，与社会底层的草根活力和创造力结合起来，激活了整个社会的能量，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复制的黄金时期。

首先从贵族精神中汲取营养，并推陈出新的是士人阶层。春秋时期，夏商周时代留下来的典籍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普通人也有机会接受教育，进行精神上的探索。春秋时代的“士文化”，可以说是贵族文化的一种延续。事实上，百家争鸣之中，那些起自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惊人智慧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他们接续的、依赖的精神资源是旧有的贵族文化。钱穆先生说：“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此下战国兴起，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而下层民间社会所新兴的学术思想，所谓中国学术之黄金时代者，其大体还是沿袭春秋时代贵族阶级之一分旧生计。精神命脉，一气相通。因此战国新兴的一派平民学，并不是由他们起来而推翻了古代的贵族学，他们其实只是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

当然，士人们在贵族文化的基础上生发出许多崭新的内容。士人们的心灵冲破了三代的鬼神崇拜枷锁，在精神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许多底层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识为资本，抗礼王侯，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一个个活得顶天立地。他们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自主的欢欣和自由的快乐，也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论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们坚持以自我的价值判断为标准，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如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许多人宁愿舍弃富贵，也要追求人格的独立。比如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齐国于陵子仲“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是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

除了士人阶层，其他阶层在春秋战国时代也产生了强烈的独立意识和人格追求。在春秋以前，自由、独立这些词是不属于贵族之外的其他群体的。到了春秋战国，在那些底层社会的人才终于不再受制于身份的限制，而是可以以自身本领为资本，主宰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