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四章 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第2/3页）

春秋时晋国栾氏家族，依仗有一个著名的勇士督戎，公然与国家作对，相国范宣子为此事极度烦恼。范宣子有一个奴隶名叫斐豹，主动向范宣子请缨，说我可以替你杀了督戎，但条件是你要给我自由。

范宣子大喜过望，马上同意了这一要求，并且对斐豹发誓说：“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就是说，我当着太阳发誓，你杀了他，我一定上奏国君，把记载你奴隶身份的档案烧掉。在随后的决斗中，斐豹杀掉了督戎，为自己赢得了自由。

从这个故事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奴隶，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可以凭自己的本事来改变自己的地位。斐豹敢于和堂堂一国之相来面对面谈判，向他的主人开出交换条件，凭的是他的能力。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记载的被解放的奴隶，斐豹身上体现了早期中国底层社会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贵族等级制度的反抗。而范宣子也为这个奴隶的气度所折服，不但接受了他的条件，还向他起誓遵守。这说明那个时代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共同特点是识时务和通达。

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侠客的故事：晋人豫让本是大贵族智伯的家臣。智伯的对手赵襄子除掉智伯，为了泄愤，又把他的头颅作成溲器。豫让十分生气，他为了给故主报仇，混进赵府做仆人，想趁机杀掉赵襄子，结果提前暴露了身份，被抓住了。赵襄子得知了豫让为主复仇的动机，感于他的忠义之心，居然把他给放了。

然而豫让仍不死心，于是拿漆涂在身上，让自己身上长满了恶疮，又生吞木炭，让声音变得嘶哑。用自残的方式，化妆易形，再次去刺杀赵襄子，结果还是被抓住了。赵襄子说这回我不能再放过你了，你死前有什么要求就说吧！

豫让说，我只想刺你的衣服几剑以尽我对智伯的心意。于是赵襄子就把外衣脱下来给他，豫让对这件衣服连刺三剑，伏剑而死。

很多人对豫让的举动不解。因为豫让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在临死之前，有人问豫让：你当初不为范家、中行家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非要为他报仇？

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对我并不礼遇，而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一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豫让认为，自己不是任何一个贵族的附属品，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而如果你承认我的人格与你平等，对我以礼相待，那么我愿意为你这份尊重献出生命。归根结底，豫让所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自我价值的体现。在这个时代，平民阶层首次开始用自己的价值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再被等级和身份意识牵着鼻子走。

有这种人格追求为基础，春秋时代的侠客们把中国侠文化的精神发展到了极致。《史记·游侠列传》对“侠”的基本特征作了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尊严，是侠客们的眼珠。

侠义精神是贵族精神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延伸，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是共通的。那就是对义与名的珍视，对忠和信的珍视。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大臣叫赵宣子，他是晋国的大臣。刚好那时候晋灵公在位，晋灵公年纪不大，还小，很不听话，赵宣子就常常直言不讳劝他的君主。结果晋灵公居然起了歹念，派杀手钽鹿（一个很有力气的人）刺杀。钽鹿在凌晨到了赵宣子的家里。结果翻墙一看，赵宣子居室内灯火通明。赵宣子起得太早，已经把整个朝服穿得整整齐齐，正襟危坐，在闭目养神。他这种仪容、威仪，钽鹿一看非常地感动，他说：这个赵宣子在无人见到的地方都如此恭敬，想必在有人的时候也都一定是非常地认真办理国事。这样的人绝对是国家的栋梁、是人民的主人，我不能杀他。杀了他，我就不忠了。可是因为是晋灵公交代他的事，假如他没有做，他就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