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公债（第4/6页）

当国家太平无事，而有种种特别开支的必要时，政府都觉得开征新税，不如挪用以往偿债基金来得便利。不论开征任何新税，人民都会感到痛苦，因而引起怨声引起反对。课税的种类愈繁多，已课的各税愈加重，人民对于任何新税的怨声必然愈大，于是另课新税或加重旧税，就非常困难。至于暂时停止偿还债务，人民是不会马上感到痛苦的，因此也不致引起怨言，也不致引起不平之鸣。所以，挪用偿债基金，常为摆脱目前困难的最佳方案。可是，公债所积愈多，研究如何缩减公债愈成为必要，而滥用偿债基金，就愈危险愈会导致毁灭。公债减少的可能性愈少，挪用偿债基金来应付平时种种特别开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愈大。当一国国民已负担过度的赋税，除非迫于新的战争，除非为报国仇，除非为救国难，人民是不能再忍受新税的课征的。所以偿债基金，常不免于滥用。

有一位作者认为，欧洲各债务国的公债，特别是英国的公债，是国内其他资本以外的另一个大资本；有这个资本，商业的扩展，制造业的发展，土地的开垦和改良，比单靠其他资本所能成就的要大得多。可是，主张此说的作者，没有注意到以下的事实，即最初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那一瞬间，已经由资本的机能转化为收入的机能了，换言之，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了。就一般而论，政府在借入资本的当年，就把它消耗了浪费了，不能指望将来能再生产什么。固然，贷出资本的债权者往往不仅仅收到了和该资本等价的公债年金，这年金无疑会偿还他们的资本，使他们能进行和从前一样或更大规模的实业或贸易，就是说，他们可卖出此年金，或以此年金作担保借款，向他人取得或借入等于或多于他们所贷与政府的资本的新资本。但是，像他们这样由他人取得或借入的新资本，以前一定是存在这国家中，并且与其他资本同样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一旦转入国家债权者手中时，虽然从某一方面来看，对这些债权者是新资本，但对该国家而言并不是新资本，那不过是由某种用途抽去转作其他用途的资本罢了。所以，就他们私人来说，贷与政府的资本，虽有所收获，但就整个国家来说，却无所收获。如果他们不把这资本贷与政府，那国家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或年生产物，就有两份而不止一份了。

当政府为开支行政费用，以当年未用作担保的赋税筹措收入时，人民收入的一定部分，只不过是从维持某种非生产性劳动，移来维持另一种非生产性劳动罢了。人民用以付税的款项中，有一部分无疑是可以存起来成为资本，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但其大部分大概是消费掉，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不过，国家费用在这么开销的情况下，无疑会多少成为新资本进一步积蓄的阻碍，但不一定会破坏现存的资本。

当国家费用由借债开支时，该国既有资本的一部分，必逐年受到破坏，以前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若干部分年生产物，必会被转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所征的赋税，较前一种情况为轻，所以，人民个人收入上的负担较少，而人民节约收入一部分以积成资本的能力，亦因此减损较少。与用本年度税收开支本年度费用的方法比较，借债的方法，如果在较大程度上破坏旧的资本，也就在较小程度上妨害新资本的获得或积累。在借债制度下，社会一般资本时时由政府浪费所造成的损失，是更容易由人民的节约与勤劳得到弥补的。

不过，只有在战争期间，举债制度才优于其他制度。要是战争费用总能从当年的收入来开支，那么，那由特别收入所得来的赋税，将不会超过那一年。与举债制度比较，人民在这种制度下的积蓄能力，在战时虽较小，在平时则较大。战争不一定会导致旧资本的破坏，和平则必会促成更多新资本的积蓄。一般地说，在这种制度下，战争总是很快就结束，也不会胡乱地就发动。在战争继续期间，人民因困于战争的负担，不久便会对战争产生厌倦，政府为了要迎合人民的意向，必会适可而止，不敢故意延长。在战争时期，繁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是可以预知的，如果没有确实的利益可图，人民当不肯轻易主战。因此，人民积蓄能力受到损害的时期不是常见的，即使有那个时期，也是不会持续太久；反之，积蓄能力强大的时期，要比在借债制度下长久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