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未竟之死（第2/3页）

旅居亚洲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测算过星盘或向那些数不胜数的占卜师中的任何一位请教过人生，因为对于他们我始终有一种骨子里的反感。孩童时期，战争刚过，吉卜赛人总会在我们门口逗留，请求给我妈妈看一卦手相。妈妈总会拒绝，插上门闩，说他们都是小偷，会给我们催眠，再把我们仅有的那一点财产抢走。妈妈的愤愤不平显然对我有着某种程度的影响。

在香港时，我本来也不想去找那位命中注定的占卜师。那时候我们刚从新加坡搬过去，在英租界我们遇到一个在上海相识的多年老友，他是20世纪60年代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的妻子是一位有名的电影导演，并且是云南最后一届军阀的孙女。她醉心于赌博，极其迷信。每隔一阵，她就要去澳门，和我一样成天玩二十一点、百家乐，尤其是番摊，一个再简单不过却让人沉迷的游戏。庄家把一碗纽扣倒在桌面上，再用一根象牙筷四个一组地移除它们。参与者要猜的是最后剩下的纽扣的数目：零、一个、两个还是三个？这游戏的魅力在于，你能从高处的栏杆边操作，下注和收取赌赢的钱都是通过一个用绳子吊着的柳条筐。

每次她去澳门，在乘气垫船之前都会向她的占卜师询问日子的凶吉。“他是香港最好的大师了。你应该去见见他。跟我一起去吧。”她说，终于说服了我。

他住在湾仔区破烂不堪、如蜂窝般拥挤的廉价租房区。为了通风，这些公寓晚上也大敞着，但有上挂锁的铁栅栏防盗。爬了好几段楼梯后，我们到了其中一个铁栅栏门口。地板上有个小祭坛，泛着红光，摆着一碗米饭和几个柑橘，是给保护神和先祖的供奉。我现在都还记得那沁人心脾的焚香。一张老旧的铁桌后面坐着一个中国人，年约七十，穿着无袖马甲，像僧人一样剃了发。他骨瘦如柴的手搭在几本旧书和一个算盘上。

老人给朋友算卦的时候，我就坐在一边。之后，他手指向我，用我听不懂的粤语说：“我感兴趣的是他。”我不得不让步了。

他先用一根绳子量我的前臂，又用手摸索我的额骨，然后问了我的出生日期和时间，拨弄了几下算盘，望着我的眼睛，终于开口了。我猜想他无非会说些占卜师都用的那一套标准的含糊说辞，可以随意解释，皆成文章，好像橡皮圈那样可以随心拉扯。若是你想，总能自圆其说。他要是说“你结婚了，但你的生命中还有另一个女人”，我恐怕会想“哈，可能他指的是那个女人”。他要是说“你有三个孩子”，我可能会饶有兴味地想象自己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还播撒了一颗种子。可是，当我的中国朋友给我翻译时，进入我耳朵的这句话让我震惊不已：“约莫一年前，你本会惨死，却以一笑捡回一条命……”确实，这是真的，但是这位我素未谋面的老人怎么能将只有我知道的一段往事描述得如此准确？我的中国朋友是绝对不知道这件事的。

那是在柬埔寨，正好一年前。4月17日，我在金边陷落的前几天刚好离开了柬埔寨，在曼谷昭披耶河（湄南河）边的东方酒店里享受着奢侈的和平与宁静。一想到我留下的朋友得以亲眼看到红色高棉政权进入金边的情景，我就后悔得咬牙切齿。没能和他们在一起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我可不准备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接受。我租了辆车，驱车到靠近柬埔寨边境的泰国城市亚兰，于18日早晨穿过边境的铁丝网桥。我脑中是疯狂、愚蠢和不顾一切的念头，我很肯定我能从这里找到去金边的路。我就这么徒步上路了。

路上成群的柬埔寨人和我擦身而过，惊慌失措，往跟我相反的方向奔逃；汽车载满了人和行李，喇叭嘶吼。他们都惊恐万状，一心逃往泰国。其中一个人还挥手示意我回头，但我没有理会。当那些红色高棉的人排成一列开始进城，我也才走到波贝的中心。政府军丢盔卸甲，慌忙逃窜，没有反抗，也没有枪击。第一队红色高棉军从我身边走过，对我视而不见。但第二队把我一把抓起，用枪指着我，把我推搡到市集广场的一堵墙上。他们口中似乎喊着：“中情局！中情局！美国人！美国人！”然后准备朝我射击。

在这一刻之前，我一直以为柬埔寨游击队不过是战后被遗弃在路边或稻田里的尸体。这些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活人：年轻，刚从丛林里出来，皮肤干燥，被尘土浸得灰蒙蒙，眼神凶狠无比，因为疟疾而发红。“中情局！美国人！”他们不停地吼着。我肯定他们马上就会射杀我，我会死得很快，感觉不到伤痛。我担心的只有我的家人，得知这个消息，他们会多么痛苦。出于本能，我把手伸进衬衣口袋，拿出了护照。我挤出灿烂的笑容，说：“我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我不是美国人。是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