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第2/6页）

多尔莫夫身旁这个保镖就不一样了。他看起来更年轻，而且没什么经验的样子。多尔莫夫甚至怀疑这是他第一次执行任务，因为他似乎不知道，作为一名保镖，只要安静地坐着，摆出一副“我是恶犬，生人勿近”的样子就可以了。这个小保镖一直在问多尔莫夫要不要吃点儿什么、喝点儿什么、坐得舒不舒服，以及需不需要毛毯。

多尔莫夫想起……好吧，尤里确实说过很多人都抢着要护送这个“出手大方的科学家”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呢。这个尤里，说话总是那么夸张。多尔莫夫想，尤里的这种说话习惯可能和他的工作性质有关。这么多年来，尤里一直在东欧和西欧之间斡旋，这样的工作难免会让人变得诡诈古怪。

东欧和西欧有很多共同点，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无法互补的——俄国妈妈可穿不下麦当娜的紧身衣。多尔莫夫打从心底里相信，柏林墙倒塌和随后的苏维埃政权垮台，其实是由三种因素直接造成的：麦当娜、音乐电视台以及香香的厕纸。而互联网的诞生则推动了整个世界不断向前，现在已经没有人想回到从前了。

说起从前，不得不提难忘的1984年。就是那一年，美国人找到了多尔莫夫，说会为他提供天堂般的高科技实验场所，而且不受秘密警察的监管。多尔莫夫一开始觉得听起来不错，从而被哄到了美国。不过，经历了三十五年那样的生活，他已经知道秘密警察是无处不在的，就算你没有身处西伯利亚的古拉格集中营[1]，也不意味着你是自由身——只不过你用的厕纸比犯人的更软一点儿罢了。

而且还有道德问题呢。

唉，天啊！

多尔莫夫一直希望成为一个品德高尚又正直的人。也许在和平年代，“品德高尚”和“正直”是比较难以精准定义的品质，必须考虑各种复杂的因素，但是多尔莫夫出生的那个年代，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品德高尚和正直并没有那么难。

多尔莫夫逃往美国，当然不是为了收看音乐电视台或为了用上香香的厕纸，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不离开，他的科学研究迟早会成为党争的工具。他不想某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被丢到古拉格集中营去了。在那个鬼地方，除了能在背后文一个威风凛凛的教堂文身，这辈子再没有别的指望了。

逃往美国，难。下决心离开美国，难上加难。

突然，坐在多尔莫夫左边那个年轻殷勤的保镖又问他需不需要枕头，一下子把他的思绪拉了回来。

多尔莫夫还是摇摇头。坐在他对面的那两位保镖不动声色，但多尔莫夫看到他们悄悄对视了一眼。也许他们在疑惑，为什么那个年轻保镖这么烦人呢？多尔莫夫心里暗笑，这个年轻人还嫩。他现在的行为和那个在过道上跑来跑去且不停地碎碎念的小丫头一样烦人，不过，被流放了三十五年，多尔莫夫宁愿多听听自己的同胞说俄语，也不想再听那些人说话，哪怕他们的口音很好听。

那两个保镖一路上基本没有说话，除了沟通换乘计划的时候，以及检查他身上是否有窃听器和GPS追踪器的时候。现在的追踪设备都非常迷你，任何人都能把它们放到你身上，哪怕只是在街上看似偶然地擦肩而过，或是在火车站，甚至当你坐在火车的座位上时。一旦那些人成功了，就意味着你们的计划会暴露无遗。

多尔莫夫很清楚这些把戏。美国佬们在不经意间教会了他很多监控手段。在美国，时不时会有一些看起来不可能是间谍的人想要监听他在实验室的动静，甚至监听他家的动静。他一般都能识破那些人，因为他们为了靠近他，总会编造出一个没人听过的政府部门的名称，说自己是那个部门的人。一发生这种事，多尔莫夫就不会在实验室继续工作了，直到人们把实验室清理干净——他要求清理整个实验室，包括洗手间。那些想要探听他和助手的工作内容的人，只能从窃听设备中听到早已准备好的虚假消息。

多尔莫夫并不是因为感觉受到监视才决定回国的。他很清楚，自己在莫斯科只会处于更严密的监控之下。不过，俄罗斯政府不像美国政府那样，对监视一事遮遮掩掩。在俄罗斯，你能猜到是某一群人、某一个部门在监视你。而在美国，民众总是在争取隐私权，说什么政府也无权侵犯个人隐私，等等，所以那里的人只好把窃听器越做越小，隐藏手法也越来越高明。

后来，“9·11事件”爆发了，就连普通民众都在思考，到底是要争取个人隐私权，还是以公众安全为重。不过这并不代表美国政府以前没有窃取过民众的信息，对于一些被认为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不管多么隐私的事情，美国政府也照查不误。一些情报机构发现，“危害国家安全”这个词真是太好用了，只要用了这个词，他们就可以不解释自己的行动，有时甚至可以不承认采取过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