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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说，”H.B.布莱克神父充满保护欲地将那个装着奶酪和番茄三明治的盘子抵到他宽阔的穿着黑衣的胸前，“我根本无法容忍这种活动。撇开所有天主教的礼拜方式不谈，所有这些中产阶级的东西并不完全是我所谓的基督教精神。”他放下装有三明治的盘子，带着一种反抗的精神将杯中的雪利酒一饮而尽，以单调哀痛的曼彻斯特口音继续说道，“当然，我希望城市教区能有机会与世俗的低收入阶层展开有效的对话……”

杜戈尔和阿曼达充满同情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该吃吃，该喝喝。对他们来说，布莱克先生代表安全：他在这个优雅的大餐厅的一角保护着他们，李则在对面的另一个角落里，堵住了唯一的出口。

在教堂里陷入胶着状态实在令人尴尬，尽管杜戈尔明白，意料之外的会众暂时将他们从李手里解救出来了。刚才唱赞美诗时，一个浑身散发着不可言喻的优越感的人将他们赶到开莫里斯旅行车的那个女人旁边的一张长凳上坐下来。后者对他们怒目而视，还没等他们说什么，就叫他们别出声。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只能去摸索那个体贴的向导为他们提供的赞美诗集。接着，李破门而入，并立刻转身坐到了另一张长凳上。

乱七八糟的印象逐渐清晰起来。那些庄严的、穿着黑色或紫色外套的人是私立学校的男生，一两个衣着相似的女生散落其间。他们看上去像是中学六年级的学生。从后面根据外套的兜帽和头发的灰白颜色判断，有一些人是老师。小教堂的高坛之上，两个神父在一对穿着白色法衣的辅祭[1]的协助下举行礼拜仪式。

杜戈尔胡乱翻阅着那本祈祷书，发现原来他们在做晨祷。他在儿时记忆的帮助下估摸了一番，这个仪式后应该是圣餐。接着，很可能还要布道。现在是差一刻十一点，如果他们待在原地不动，那么，至少在中午之前，李不可能对他们做什么。

礼拜仪式持续了很长时间，仿佛没有尽头。他们在适当的时候机械地跪下、站起来，或者保持坐姿。布道的那个人是布莱克神父的同事，一个身材颀长，长了一张方脸，牙齿会冒光，说话时发出爬虫一般咝咝声的神父，他向大家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次礼拜会的主题是纪念罗辛顿学校建校。

据记载，这所学校由圣图姆伍夫本人创建于查尔斯顿·帕尔瓦。十二世纪时，为了扩大修道院合唱团，将校址迁至罗辛顿。经历了中世纪几代人的默默无闻和后宗教改革时期的怠惰，维多利亚时期一个极富洞察力的校长将校址再次迁往罗辛顿郊外，并将它发展成如今这所重要的私立学校。（就在这时，杜戈尔想，他在神父的语气中听到了一丝嘲讽。）他们这么做是对的，大家应该聚在一起，记住自己的根——这个小村庄里的小小学校，努力让摇曳的求知的小火苗保持它的光亮。随着布道接近尾声，神父加快了语速。他用这样的方式总结道：上帝让爱的光亮在人们的灵魂中继续燃烧；我们，作为学校和人类的一员，有责任让一代代传下来的宝贵的火苗继续燃烧下去。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阿门。

礼拜仪式仍在继续。唯一享受其中的人好像是那个司铎，他在祭坛上急匆匆地走来走去，时不时地还在布莱克先生耳边嘟囔一句指示。

唱最后一段赞美诗时，神父和侍祭们列队走进小礼拜堂。会众们拖着脚站起身，慢慢地从狭窄丑陋、极不舒服的一排排长凳间走出来。杜戈尔又开始害怕了，他不知道李会做什么；他很无助，无法作决定。可是，当他们身边的那个女人靠在阿曼达身上，大声问他：“年轻人，你是校友，还是记者？”时，他眼下的未来顿时不再受他控制了。

“实际上，哪个也不是。”杜戈尔羞怯地说。在替代物缺失的情况下，那个老谎言又出现了，“我们正在为一档有关罗辛顿的电视纪录片作调查，当然不可能漏掉这所学校。”

话中隐含的赞美比杜戈尔希望的更有效。那个女人高兴得脸都红了，见到如此奇怪的情景，杜戈尔备感尴尬。她没戴婚戒。

“你好。”她语气生硬，好像不熟悉这种说法似的，“我叫伯恩汉姆，莫莉·伯恩汉姆。”她伸出一只方方正正的手。这只手比杜戈尔的还大，皮肤也比杜戈尔的粗糙很多。

杜戈尔和阿曼达自我介绍了一番，接着对方邀请他们去马路对面吃三明治，顺便喝点什么。“没什么高级的东西，你们也知道。可是在教堂待了两个小时了，总想往肚子里填点什么。该死的过堂风。”

她带着他们走出教堂，其间还停下来，将一位独自坐在祭坛拱门旁一排更大的长凳上的老夫人搀扶起来。莫莉·伯恩汉姆介绍说，这是她姑妈。她们的对话很有限，因为伯恩汉姆太太不仅耳朵聋，而且显然对周围的世界完全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