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力的发端（第4/7页）

有一种含有极其丰富的矿物质的泉眼，只消随便把一根什么树枝或者一枚钉子放到这种泉眼里，用不了多久就会有许多雪白的晶体附着在树枝或者钉子上，使之变成真正的艺术品。人的思想如果沉浸在我们的记忆之泉中，沉浸在丰富的联想的媒质中，也会发生大致相同的情况，变成艺术作品。

关于联想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必须记住，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联想都是同他的生活、经历和他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联想在旁人看来，都可能是意想不到的。同一个字在不同的人身上会引起不同的联想。作家要做的事，就是把自己的联想告诉读者，或者如常言所说的，传达给读者，使之产生类似的联想。

罗蒙诺索夫在其《雄辩书》一文中，举了一个有关联想的最简明的例子。用罗蒙诺索夫的话来说，联想乃是和一已知的事物一起，同时想象到其他与此有关的某些事物的一种精神的禀赋，例如：当我们心中想到海船时，又从海船想到海船航行其中的大海，从大海又想到风暴，从风暴又想到波涛，从波涛又想到海岸上的喧声，从海岸又想到岩石。如此等等。

这是那种所谓“文选读本式”的联想。其实有许多联想往往远要复杂得多。

不妨举一个例子。

我此刻在里加湾海滨沙丘上的一幢小屋里写作。隔壁房间里有一个乐天的人，是位拉脱维亚诗人，正在朗诵他的诗歌。他穿一件大红的高领毛衣。这种毛衣，我在很久以前，还是在战时，看到导演爱森斯坦[15]穿过。有一回，我在阿拉木图一条大街上遇见爱森斯坦，他拎着一捆刚买来的书，他选购这样一些书，使我感到有几分惊讶。这些书是：《排球比赛指南》、中世纪史的文选、代数课本和诺维科夫-普里波伊[16]的《对马》。

“导演应当是个通才，所有的东西都得知道，”爱森斯坦说，“而且所有的东西都得找到表情来表演。”

“连代数公式也得用表情来表演！”我问道。

“当然！”爱森斯坦回答说。

那时诗人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依正在写一首长诗。诗中有一章是写爱森斯坦的，标题叫《阿拉木图——梦的城市》。长诗中描写了挂在爱森斯坦房间里的墨西哥面具。那是爱森斯坦出访中美洲时带回来的。

总的来说，征服美洲的历史——这是人的卑鄙无耻的历史。这段历史就该冠上这么一个标题。如果把这写成一部历史小说的话，取名《卑鄙无耻》是很确切的。这个书名，听起来好像打耳光的声音一样。

啊，给作品取名，真是一桩经常叫人大伤脑筋的事！

给作品取名，是一种特殊的才能。有些人作品写得挺好，可就是不善于给自己的作品取名。有些人则相反。这就如同有一些人，用嘴讲挺精彩，可是一写出来就差劲了。这些人徒有口才而已。需要有高尔基那样大的才气才行，他可以把一个故事讲上许多遍，等到把它写出来时，又和讲的完全不一样，新鲜极了！高尔基的口才是了不起的。一桩真人真事，他可以在片刻之间就加进去许多活灵活现的细节。而且每讲一遍，细节都有所增加，有所变更，故事变得更加有声有色。其实他讲的故事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创作。所以高尔基最怕跟那些缺乏才气的、刻板的、怀疑他讲的故事的真实性的人待在一起。只要坐在这些人中间他就觉得无聊得难以忍受。他蹙紧眉头，一声不吭，那神态好像是在说：“同志们，跟你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真乏味呀！”

不少作家都有这种根据真人真事编讲精彩故事的本领。譬如马克·吐温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一位力主作品不得丝毫违背真实的批评家，指摘马克·吐温撒谎造谣。马克·吐温气坏了，反问他说：“要是您自己不会撒谎，连最蹩脚的谎也不会撒，而且根本就不知道撒谎是怎么回事，那您凭什么判断我撒谎了还是没有撒谎呢？只有在撒谎这种事上经验丰富的人，才敢于这样大胆地下您这样的断言。可您没有，也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经验。您在这个领域内是不学无术的，是个无知之徒。”

伊里夫曾经讲给我听过，他在马克·吐温的故乡的那个小城里，看到了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芬[17]的纪念碑。在纪念碑上，芬抓住一只死猫的尾巴。说实在的，我们何不也来给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们立些纪念碑呢？譬如给堂吉诃德或者格列佛立纪念碑，给保尔·柯察金、达吉雅娜·拉林娜、塔拉斯·布尔巴、皮埃尔·别祖霍夫、契诃夫的三姐妹、莱蒙托夫的马克西姆·毕巧林或者贝拉[18]立纪念碑。

上面所说的一切，便是一串联想的链条。链条上的环节还可以一环环扣上去，直至无限。而如果把这串联想的链条上的第一环直接和最后一环——大红的高领毛衣和贝拉的纪念碑扣在一起，那么本来十分自然的整个联想过程便无异于谵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