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版评论摘要

《活着》这部反映整个时代的宏篇巨著让作者崭露头角……余华开始描绘世间奇特之事。在《世事如烟》中，他描写了在一个下着瓢泼大雨而又不切实际的场景里，一个迷信的卡车司机被鬼纠缠的故事。在这里，余华通过《在细雨中呼喊》重新拾掇了那些碎碎叨叨的回忆：一个被领养的孩子，在寄养的家庭中度过了几年寄人篱下的生活，之后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那里，他回忆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生活，父亲由于事故而离他而去的悲伤，和父亲为了虚荣而进行的各种感人的尝试，以及父亲与一个寡妇轰动一时的关系……作者运用其清新的文笔，使其笔下的人物跃然纸上，营造出一种既荒诞可笑又令人心碎的特殊意境，这种意境与人物一道随着作者的描写悄然消失。（法国《读书》杂志 2004年4月）

故事开篇出现的叙述者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他睁着大大的惶恐的眼睛”，但是这个故事本身具有普遍的意义：一个遭人嫌弃的小男孩，他经历着家庭对抗（父亲与爷爷）的痛苦折磨，父亲是镇上出了名儿的浪荡公子，接着他被人收养，他的养母却变成了疯子……同时，他还是一个试图克服所有困难，战胜青年时代的绝望，而且竭尽全力使这些绝望的境地重新焕发生机，给自己创建一个卓越命运的青年。但是，余华最为非凡卓越的成就在于他对故事的掌控能力，叙述视角变化的巧妙方式，对回忆的准确拿捏以及寓悲伤于幽默之中，喜剧之中又见悲剧色彩的精妙绝伦的写作方式。（法国《世界报》 2003年5月23日）

《在细雨中呼喊》讲述了叙述者追溯自己及他人过去的故事。这部小说使得余华成为近二十年以来中国文坛最为闪耀的明星之一，其小说具有普世价值。他的小说既不能归类为见证文学，也与那些专门揭发中国社会丑陋面的作品相形甚远。这些作品主要产生于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那时的政治气氛较为宽松。余华在小说里并不是为了描写中国的现实状况——中国农村；更确切地说是城镇的现实状况，尽管这些地方从未明确指出过——而是为了更好地阐述关于存在的人生哲理：命运交错、家庭关系、个体孤独、宽容及人类乐于掌控一切的天性。（法国《文学双周》 2003年7月16日至31日）

余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发表了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及《活着》，其写作风格发生了无可争议的巨大转变。其内容变得更加的人文主义，语气变得更加的从容。这一变化一方面似乎是来自于作者内心的成熟。作者长期与现实作斗争，他似乎不断地演绎着这份痛苦，这份痛苦也就被赶走了；另一方面，可能是作者希望与读者建立一些新的关系。然而，这一转变并没有使作者步入新现实主义行列：这样认为的人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余华在行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完全反现实主义特征的坚持。他们尤其忽略的一点在于余华在其作品末尾所要描写的对象不是人类在社会或历史中的地位，甚至也不是他们的心理状态，而是那些通过孤独与命运的坎坷所体现出来的一个人真实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余华的作品可以避免被那些（只是）为了了解中国的人们当作文献阅读——这些文献书籍通常都没有人阅读。他的作品是通过惊人的事实来重构中国，但是（也是，尤其是）为了通过一种吸引人的方式，将恐惧与激情与世间的生活融合在一起。（法国《文学杂志》 2004年3月）

这是一部阴郁而令人痛苦的小说：女学生挨了一记雪球，又哭又闹；不忠的丈夫在妻子的坟上偷偷哭泣；新娘被公公调戏，大声叫骂；最恐怖的一幕是，儿子看到虚弱不堪的母亲被野狗吃掉，嗷嗷乱叫……与福克纳笔下堕落的美国南部的生活似乎让人觉得存在某种相似性：一个少年强奸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想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受；一个男人想把他醉酒掉到粪坑里的父亲的尸体送进当铺抵押……这些无来由的不幸可以看做是黑色幽默，但除此之外，余华的写作还有许多丰富的层面。《在细雨中呼喊》以孙光林的第一人称来叙述，孙光林敏感而孤独，他千方百计试图去理解自己不正常的童年生活。小说是各种风格和类型的拼接，里面既有田园牧歌式的片断，也有电影场景式的大段描写（一个少年拿把菜刀，威胁说要杀死作为人质的女朋友）；既包含了黯淡的哲学思考（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土地上，事实上我们生活在时间里），也像是一部教育小说，叙述了孙光林的成长历程。（美国《时代》周刊 2007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