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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蚤的尸体要被送到火葬场了，芸香拉住不肯，我们告诉她现在都是要火化的，不像以前可以直接土葬，她这才放了手。火葬场的化妆师功夫了得，跳蚤躺在那里，身穿我上次回来看到的那套新衣服，脚上的鞋子还是新崭崭的，脸上的伤痕扑了粉，看起来毫无痛苦的痕迹，甚至透出红润，一时间我觉得他只是沉睡入梦，只要等一等，就能睁开眼。芸香被母亲搀着过来，她伸手去抚摸跳蚤的脸，又去摸他的胳膊，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来，全身抖得厉害，像是特别怕冷。姚国胜不需要父亲扶，远远地立在那里，盯着跳蚤看，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简单的告别式后，尸体被送进了焚尸炉，我们等在外面。过不了多久，师傅拿出铁盒，放在我们面前，“骨头还有一些没有烧完的，你们敲碎。”铁盒子里是跳蚤细白的骨头，脚关节、手关节、腔骨……盒子边上是锤子，姚国胜拿起来敲，每敲一下，芸香都一哆嗦。姚国胜没有停，骨头敲碎后，装在事先准备好的黑色骨灰盒里。

在姚建军坟边上，姚国胜拿铁锹挖坑，父亲和叔伯们要帮忙，他拒绝了，“细伢儿小，用不到这么多人。”挖好后，把骨灰盒放了进去，填土之前，他从随身带的布袋子里掏出擦拭得干干净净的唢呐，“伢儿嘞，你生在我屋里也是造孽！以后托生要去个好人家啊，晓得啵？”他拿起唢呐吹起了《大出殡》，吹到一半，停下来喘气，又接着吹下去，又一次停下，蹲下来摇头，“我吹不动咯。”说着，他把唢呐装在袋子里搁在骨灰盒旁边，一锹一锹地填土，直至堆成了一个小坟包。我们静默地站在一旁，不敢动。芸香在坟头放上黄表纸，用砖头压上，又在坟前烧了一摞。黄表纸烧完后的纸灰，随风一吹，在空中舞动。

打跳蚤的三个人被抓住的时候，一个还在网吧继续打游戏，一个在学校里上学，还有一个在家里睡觉。因为三人均未满十六岁，一个被判七年，一个五年，一个三年。姚国胜不服，又继续上告，法院还是维持原判。而法院判决的赔偿金，三个被告家庭都以各种理由拖着没给。叔伯们劝他放弃算了，他依旧坚持，每年都要反复去跑法院，虽然从来没有什么效果。每年回去，姚国胜都跑来找我，把自己写的申诉状给我看，让我提提意见。我把这些也给了学法律的朋友看，他们说这个案件已经定案了，判决也有理有据，没有再翻案的可能性。姚国胜听完我的转述，生气地说：“哪里有理有据？！杀人要偿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细伢儿死得这么惨，就这么算咯？”他瞪着眼睛看我，越说越气，“你是没看到，关在牢里的那几个，现在都出来咯，个个活得几好！我几次去他们屋里要钱，他们拿起棍子来撵我。你说怄气不怄气？”他伸手把衣袖拉起来给我看伤疤，“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他们打的，你说我能不能咽下这口气？”我看到他眼眶湿润了，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今年过年回家，正好赶上大年三十，下午跟着父亲去上坟祭酒。放鞭炮、磕头、祈福，在祖宗的坟前烧纸洒酒。上完坟，沿着坟间的泥路走，有些地方不好过，我看到有人从那低矮的坟头踩过去，心头猛地一跳——那是跳蚤的坟。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稍微凸起的小土堆。我问父亲要了些纸钱，蹲在他的坟前烧，也顺带给姚建军烧了一些。父亲站在一旁吸烟，“一晃哈，十年过去咯。”烧完纸，我们继续往家的方向走。迎面有人叫我，“庆哥。”我迟疑地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胖乎乎的年轻男子，他手上还牵着一个小男孩。父亲问：“姚亮，你么会儿回的？”姚亮笑回：“才到屋，生意太忙咯。”说完又冲我笑笑，低头对小男孩说，“浩浩，为么子不叫人？”小孩子羞怯地看看我们，往姚亮身后躲。大家又是一笑，各自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