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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计算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我来的时候是冬天,那时候炮弹爆炸起来,冰冻的土块差不多跟弹片一样的危险。而现在,树木又绿了。我们的生活,就在前线和营房之间更迭变换。对这种生活,我们几乎都已经习惯了,战争是死亡的原因,正如癌症和结核病,又如流行性感冒和痢疾一样。不过死亡的情况发生得更加频繁,更加多样,更加残酷罢了。

我们的思想是块泥土,随着时日的变迁,它被揉捏成不同的形状——我们休息的时候,那是好的,而一上火线,它就死了,里里外外都是一片片弹坑。

大家感到以前的东西都不适用了,而且对这些东西也真的不明白了。人人都是这样,不单是我们防地的人。修养和教育上的差别几乎都已经被抹掉,再也辨认不出来了。有时,这些差别也给你一点好处,使你可以充分利用某种环境,可是同时又带来一种害处,它们会引起拘束的心理,而这又正是必须加以克服的。这好比,从前我们是各地自己铸造的硬币,人们把它们熔化了,于是现在大家都成了同样的模式。要重新找出以前的差别,那就得检验金属本身了。首先,我们是士兵,而后,在一种古怪而腼腆的方式里,又是不同的个人。

这是一种以奇特的方式,把民歌中的亲密关系、犯人中的团结感情以及死囚之间那种不顾一切的互助精神糅合在一起的伟大的兄弟情谊,它闪着微光,照耀着那处在危险境地、充满死亡的紧张和孤寂、渐渐变成无动于衷地及时行乐的生活。如果有人要给它一个评价,那么它既是英雄的,又是平庸的,可是谁愿意那么干呢?

正是出于这一点,譬如说,加登一听到敌人要来进攻的消息,就以飞快的速度把他那碗肥肉青豆汤用汤匙舀下肚去,因为他不知道一小时之后自己会不会还活着。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我们曾经讨论了很久。卡钦斯基认为不行,因为他说一个人必须把腹部受伤的可能性估计在内,那时候肚子塞饱就要比肚子空着危险得多。

这些事都是真正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全很严重,可是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在这死亡的边缘,生活遵循着一条极其简单的路线,它只局限在那种必不可少的东西上,其他的一切统统沉没在阴暗的睡梦里,那里则有着我们的原始意识和活命思想。如果我们辨别能力较强,我们早就发疯,开小差,或者没命了。这好比到北极去探险,生活中的每一种表现都只能为维持生存服务,而且只能被迫集中在这一点上。其他的一切都被排斥了,因为它们只会消耗不必要消耗的力量。那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自己的方法。每当幽静的时刻,过去岁月那不可捉摸的反光,如同一面模糊的镜子,在我前面照出我眼下存在的这个身影的时候,我往往面对这个自己坐着,仿佛面对一个陌生人似的,心里老是纳闷,为什么那自称为“生命”的、难以名状的积极的东西,竟然能和这个形态相适应。其他的一切表现都沉没在冬眠之中,生活仅仅是对于死亡威胁的一种持续的戒备,它把我们变成不动脑筋的动物,为的是给我们以本能的武器,它拿麻木不仁来灌输我们,为的是使我们在恐怖面前不致一垮到底,假如我们具有清醒、自觉的思想,恐怖就会压倒我们,它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种战友的情谊,为的是使我们免于坠入孤寂的深渊,它给予我们野兽的冷漠,为的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使我们在任何时刻都能感觉到一种有利因素,还可以把它存储起来,准备对付虚无的袭击。就这样,我们过着一种极其肤浅、与世隔绝的艰苦生活,不过偶尔也会有这么一件事闪出一个火花。随后却出人意料地冒出一种剧烈、可怕的渴望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