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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待在火线后面九公里的地方。昨天我们才换了防，这会儿肚子里都装满了牛肉和菜豆。我们感到一种平和中的满足。每个人甚至还有满满一饭盒的东西可以留到晚上吃。另外，香肠和面包也发了双份。这样可以让我们好好地休整一下。我们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这种好事了。那个脑瓜像番茄一样的炊事员只顾劝我们吃，他用长柄勺子招呼每一个走过的人，舀给他结结实实一大勺菜肴。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把他的炖锅及时清空好用来盛咖啡。加登和缪勒端着两个脸盆，里面的食物满得都快要溢出来了。这些是他们的储备，加登这么做是出于贪食成性，而缪勒这么做则是出于深谋远虑。至于加登的东西到底吃到哪里去了，那倒是一个谜，因为他现在和今后一直像一匹瘦骨嶙峋的马。

更重要的是，烟也发了双份。每个人十支雪茄，二十根纸烟，还有两块嚼烟。在眼下，这已经很可观了。我拿嚼烟去换卡钦斯基的纸烟，这样我就一共有了四十根纸烟，抽一天是足够了。

说真的，我们其实没有权利得到这些意外的收获。普鲁士人并不那么慷慨大方。多亏计算错误，我们才捞到了这么多东西。

十四天前，我们不得不开到前线去调防。那一带的战事相当平静，因此待在后方的军需官为我们征用了正常数量的每日给养，供全连一百五十人回来时享用。不料正好在最后那一天，数量惊人的英国重炮向我们袭击，对准我们的阵地不停猛轰，因此我们的损失十分惨重，只有八十几个人活着回来。

昨天夜里，我们撤离前线安顿下来后，立刻好好地睡了一觉。卡钦斯基说得很对，只要大家能够多睡一点，这个战争也不算太坏。在前线，我们几乎不曾睡过什么觉，一连熬了十四天，时间是够长的了。

第一批人还没爬出营房，已经是正午了。半小时后，每个人都拿好自己的饭盒，跑到随军伙房前排队，有股油腻和滋养丰富的香味飘了过来。排在长队最前头的自然是最饿的那些人：小艾伯特·克罗普，我们中间头脑最清楚的思想家，所以只当了个一等兵；缪勒，他随身还带着学校里的课本，梦想着考试，在炮火密集轰击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物理定理；勒尔，他蓄着络腮胡子，特别喜爱军妓院里的姑娘，他一口咬定，按照军队里的命令，这些姑娘都得穿上丝绸衬衫，而且在接待上尉以上的客人时，事先还得洗个澡；第四个便是我本人，保罗·博伊默尔。我们四个人都是十九岁，四个人都是从同一个班级里出来，参加战争当志愿兵的。

紧跟在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加登，一个瘦骨嶙峋的钳工，年纪与我们相仿，在连队里数他饭量最大，坐下来吃的时候，他瘦得像只蚂蚱，可他吃罢了站立起来，却又粗大得如同一只怀孕的臭虫；海伊·韦斯特许斯，也跟大家同年，是个挖泥煤的，他能够轻轻松松把一条配给面包抓在手里，问人家：猜猜看我手里抓的是什么东西；德特林，一个农民，他除了农家院和妻子，什么也不想；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我们这伙人的头儿，坚强，机灵，狡猾，他年纪四十，有一张土灰色的脸，一双蓝幽幽的眼睛，一副佝偻的肩膀，还有一个了不起的鼻子，它嗅得出糟糕的天气、可口的食物和舒适的工作。在炊事房前面，我们这伙人站在长队的最前面。我们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因为那炊事员一直没理会我们。终于，卡钦斯基朝他喊道：“我说，赶快把你的舀汤勺子拿出来吧，海因里希！大家都看到菜豆已经煮熟了。”

炊事员睡眼惺忪地摇了摇头：“你们先得都到齐了才行。”

加登龇牙咧嘴地笑了笑：“我们都到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