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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某种启示即将到来。

——威廉·巴特勒·叶芝

维多利亚的葬礼安排在1977年7月26日星期二。我们把她葬在一处小小的天主教墓园里，墓园所在的小山俯瞰着埃克塞特。

明亮的阳光下，那口白色的小棺材仿佛在发光。我没有看它。整个简短的下葬仪式里，我一直盯着达西神父头顶的那片蓝天。透过树冠的缝隙，学院旧建筑上方高耸的砖塔清晰可见。一群鸽子在夏日的晴空中转圈翱翔。就在仪式结束之前，不远处传来一阵孩子的喊叫和欢笑，但是一看到我们，他们的笑声戛然而止。阿姆丽塔和我同时转过头，看见一群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毫不费力地朝下山的方向呼啸而过。

阿姆丽塔计划在秋天重返学校任教。我什么也没做。回家三天后，她清空了维多利亚的房间，把它重新布置成一间缝纫室。她从没在里面做过手工，而我根本不曾踏进那里一步。

当我终于开始清理从加尔各答带回的衣服时，我觉得应该仔细搜一搜那件猎装衬衫的口袋，就是那晚我送书给达斯时穿的那件，现在它又脏又破，不成样子。那盒火柴已经不见了，我满意地点点头，但是一秒钟后，我在另一个口袋里找到了我的小记事本。也许那晚我带了两本记事本。

十月底，阿贝·布龙斯坦来拜访了一天。之前他出席了葬礼，但是除了吊唁的常规对答以外，我们没有谈别的。后来我又跟他聊过一次——那是一个深夜，我喝了酒，给他打了个语无伦次的电话。阿贝耐心听我唠叨了近一小时，最后柔声说道：“上床去吧，博比。好好睡一觉。”

十月的那个周日，我们端着白葡萄酒坐在起居室里，讨论如何维持《他声》的运转，以及卡特的能源新政能否解决石油短缺。阿姆丽塔时常礼貌地点头微笑，但整个谈话过程中，她仿佛一直远在千里之外。

阿贝提议说，我们应该一起去屋后的树林里散会儿步。我眨了眨眼。阿贝讨厌所有形式的运动。在那个美丽的秋日，他和往常一样穿着皱巴巴的灰西装和黑色翼纹牛津鞋，脖子上系着薄领带。

“当然。”我干巴巴地回答。于是我们俩一起沿着林间小道走向山里的池塘。

这个季节的森林漂亮极了。小路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铬黄色榆叶，只要转个弯，总有火红的枫叶和漆树扑面而来。长满棘刺的山楂树上挂着小小的果子，洁白的桦木在湛蓝的天空下昂然挺立。阿贝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根吸了一半的长雪茄，一边低头苦走，一边心不在焉地嚼着烟草。

我们走了三分之二英里，离俯瞰公路的山顶大概还有一半路程。阿贝一屁股坐在路边一棵歪倒的桦木上，开始有条不紊地脱下鞋子清理里面的沙土和细枝。我坐在他身旁，回头望向刚才上山时绕了一圈的池塘。

“你还留着达斯的手稿？”他突然问道。

“是的。”如果他是想替《他声》要那份稿子，那么不管最后能不能谈成，我们的友谊都完蛋了。

“嗯，”阿贝清清嗓子，吐了口唾沫，“你没写采访稿，《哈泼斯》的人有没有叽叽歪歪？”

“没有。”路对面不知何处传来啄木鸟的笃笃声。“我把预付款退了回去，不过他们坚持付清了差旅费用。你也知道，莫罗已经不在那儿干了。”

“嗯。”阿贝点燃雪茄，烟草味与秋天的清新气味十分相称，“你想好该怎么处理那首见鬼的诗了吗？”

“没有。”

“不要出版它，博比。不论何时何地。”他把仍在冒烟的火柴扔进一堆落叶，我重新捡出火柴棍捏在指间。

“嗯。”我回答。我们沉默了片刻。凉爽的微风在山间拂过，吹得脆弱的落叶簌簌摩擦。北边远处有只松鼠正在朝着另一只侵入者大声叫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