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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各答一直在谋杀我。

——卡比塔·辛哈

加尔各答不肯放我们离开,这座恶臭的城市又纠缠了我们两天。

阿姆丽塔和我不肯丢下维多利亚。哪怕是在警察做尸检或送葬人整理遗容的时候,我们也坚持守在隔壁的房间里。

辛格说,我们还得在加尔各答待几个星期,至少要等到审讯结束。我回答说不行。我们分别对着一位看起来十分乏味的速记员陈述了一遍证词。

美国大使馆的人从新德里赶来了,那个男人真是只多管闲事的小白兔,他名叫唐·沃登。面对那些尸位素餐的印度官僚,他的处理方式就是向对方道歉,然后回过头跟我们解释,完全是因为我们执意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带着孩子的尸体回国,所以才会搞得这么麻烦。

周六我们最后一次乘车前往机场。我们租了辆老旧的雪佛兰,沃登、阿姆丽塔和我挤在后座上。外面的雨下得很大,车里闷热潮湿,但我完全不在意。我的眼睛紧紧盯着前面那辆医院的白色小面包车。虽然交通拥挤,但它没有打开紧急灯。没什么可急的。

在机场我们又耽搁了最后一次。一名机场官员和沃登一起走过来,两个人都在摇头。

“怎么回事?”我问道。

印度官员抹了抹自己脏兮兮的白上衣,没好气地迸了几句印度斯坦语。

“什么?”我完全听不懂。

阿姆丽塔开始翻译。她累得不想抬头,声音也低得几乎听不见。“他说我们花钱买的那口棺材不能上飞机。”她疲惫地说,“金属制的航空棺材已经送到了,但运送……运送尸体……需要的文件还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签字批准。他说,我们可以周一去市政厅办理必要的文件。”

“沃登?”我站起来喊了一声。

大使馆的人耸耸肩。“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法律和文化。”他说,“我一直觉得,如果你们愿意在印度火化尸体,那事情就简单得多了。”

女神迦梨掌管着所有火葬场。

“过来。”我说。我带着他们穿过背后的门走进一间办公室,维多利亚的尸体就放在隔壁。印度官员看起来很不耐烦,我抓住沃登的胳膊,把他拽到房间角落里。

“沃登先生,”我低声说,“现在我要去隔壁房间,把我女儿的遗体装进他们要求的那口棺材。如果你胆敢进来,或者以任何方式阻挠我,那我就杀了你。明白了吗?”

沃登眨了好几次眼,最后点了点头。我走向那位官员解释了一下。我的声音并不大,说话的时候我的手指轻轻抵在他的胸口,但是他看着我的眼睛,那眼神里的某些东西镇住了他。当我解释完毕,穿过来回晃动的门走进隔壁光线昏暗的房间,他只是沉默地站在原地。维多利亚在等我。

那间屋子十分狭长,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堆盒子和无人认领的行李。房间尽头有一条金属辊的传送带,那口钢制航空棺材敞开放在传送带旁的柜台上。而在房间的另一头,装货平台旁边的长凳上放着我们在加尔各答买的灰色棺材。我走向灰色的棺材,毫不犹豫地掀开了盖子。

维多利亚出生的那天晚上,我们准备好的仪式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为此紧张了好几周。我早就知道,埃克塞特医院鼓励新爸爸亲手把宝宝从产房送进隔壁的育婴房,完成必需的称重和测量流程,然后再把新生儿送回休息室里的母亲身边。这事儿让我担心了挺长一段时间。我很怕自己不小心把她摔了。这个想法很傻,可是即便经历了女儿出生的激动和愉悦,当医生从阿姆丽塔怀里抱起维多利亚,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小姑娘抱到楼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心依然紧张得怦怦直跳。我还记得自己一边点头微笑,一边暗自惶恐。我记得自己如何托起她小小的脑袋,让那个刚刚出生的潮乎乎的小身体靠在我的胸口和肩头。从产房到育婴房一共有三十步,每走出一步,自信和愉悦都在我心头不断扩大,就像维多利亚在帮助我。我还记得当我突然意识到,我抱着的是自己的孩子,于是情不自禁地傻笑起来。那一直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