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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泰戈尔的尊敬，人们像供奉神庙一样供奉着这间屋子。”古普塔肃穆地说。

克里希纳踢掉脚上的凉鞋。“我们国家的所有公共遗迹到头来总会变成神庙，”他大笑起来，“在瓦拉纳西，政府修了一座亭子，在里面放了一幅巨大的印度地形图，用来向愚昧的佃农介绍我国的地理知识。现在那地方已经成了神庙，我见过有人在外面顶礼膜拜。它甚至拥有了自己的节日。一幅地形图！”

“安静。”查特吉说。他领着我们走上一道阴暗的楼梯。泰戈尔住过的套间里没有家具，但墙上陈列着一排排照片，展柜里摆着各式各样的遗物，有价值连城的原始手稿，也有一罐罐大师最爱的鼻烟。

“看来这里只有我们。”阿姆丽塔说。

“哦，是的。”古普塔表示赞同。这位作家笑起来就更像啮齿动物了，“这间博物馆周日通常不开放。我们能进来是经过了专门的安排。”

“太棒了！”我其实只是在喃喃自语。突然间，墙上的喇叭里传出了泰戈尔的录音，喇叭声音很大，伴着刺耳的吱嘎声，泰戈尔读着自己的诗作节选，还唱了几段自作的歌谣。“真棒！”

“M.达斯的代表应该很快就到。”查特吉说。

“不急。”我回答。博物馆里有好几幅泰戈尔的油画。他的风格让我想起了N.C.魏斯——印象派风格的插画家。

“他得过诺贝尔奖。”查特吉说。

“是的。”

“他谱写了我们的国歌。”古普塔说。

“对，我差点儿忘了。”我回答。

“他写过很多伟大的剧作。”古普塔说。

“他建立了一所了不起的大学。”查特吉说。

“他就死在这里。”克里希纳说。

我们所有人停下脚步，望向克里希纳指的方向。除了一团团灰尘以外，那个角落空空如也。“那是1941年，”克里希纳说，“老人灯尽油枯，像没上发条的钟一样日渐虚弱。他的几位弟子闻讯而来，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这里。很快所有房间里都挤满了人，有的客人甚至从未见过这位诗人。好几天过去了，老人一直处于弥留之中。于是狂欢开始了。有人去了美军司令部……当时已经有士兵进了城……带回了一台放映机和几卷胶片。他们开始放《劳雷尔和哈迪》，还有米老鼠的卡通片。昏迷的老人躺在角落里，几乎被人彻底遗忘。他一次次从死亡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就像鱼儿浮上水面透气。想象一下，当时他有多困惑！越过朋友的背影和陌生人的脑袋，他凝视着墙上闪烁的图像。”

“泰戈尔就是用这支笔写下了那些著名的剧作。”查特吉大声介绍，试图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克里希纳身上引开。

“他写了一首诗来描绘当时的感觉，”克里希纳继续说道，“在《劳雷尔和哈迪》的陪伴下死去的感觉。在那最后的日子里，他给自己的诗作标上日期，他非常清楚，每一首诗都可能是最后的遗作。在那昏迷之间短暂的时光里，他依然争分夺秒地写着。感伤的乐观主义已经消逝，他最广为传颂的作品中那标志性的温和雅致也不见了踪影。因为，你看，在一首首诗作之间，他直面着死神的黑暗脸庞。他只是个饱受惊吓的老人。但那些诗……啊，卢察克先生……那些最后的诗作，真美。充满痛苦。就像他的死亡一样。泰戈尔望着墙上闪烁的电影画面，暗自揣想——‘我们是否都是幻觉？是投在白墙上的短暂幻影，是无聊神祇打发时间的浅薄娱乐？是这样吗？’然后，他死了。就在这里。在这个角落。”

“这边走。”古普塔喊道，“这边还有很多可看的东西。”

他说得没错。我们看到了泰戈尔的朋友和同时代其他人的许多照片，包括爱因斯坦、萧伯纳和威尔·杜兰特的签名照，照片里的杜兰特非常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