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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加尔各答发生的一切……我该责怪谁呢？

——香卡·高希

“别去，博比，”朋友告诉我，“不值得。”

那是1977年6月，我从新罕布什尔来到纽约，跟《哈泼斯》杂志的编辑敲定加尔各答之旅的细节问题。办完事以后，我决定去探望老朋友阿贝·布龙斯坦。我们那本小型文学杂志《他声》的办公室位于上城区一幢不起眼的写字楼里，跟俯瞰麦迪逊大道的《哈泼斯》编辑部相比，这地方实在有些寒酸。

阿贝独个儿待在凌乱的办公室里，忙着编辑《他声》的秋季号。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室内的空气却沉闷潮湿，就像阿贝嘴边那支没点燃的雪茄一样。“别去加尔各答，博比，”阿贝重复道，“把这活儿推给别人吧。”

“阿贝，事情已经定了，”我说，“我们下周就走。”我迟疑片刻，又补充了一句，“他们给的报酬相当不错，而且包下了所有开销。”

“哼。”阿贝回答。他把雪茄挪到另一边嘴角，冲着面前那堆稿子皱起眉头。这个男人个头不高，头发蓬乱，满头大汗——活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单看外表，你绝对想不到这个国家最负盛名的“小型杂志”竟然出自他的手。1977年，《他声》虽然还无法媲美老牌的《恳言评论》或《哈德逊评论》，但我们的季刊已经有了不少订阅户。《他声》首发的故事里有五篇被收进了《欧·亨利奖选集》，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还专为我们的十周年纪念号写了一篇小说。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我曾充当过《他声》的助理编辑、诗歌编辑和免费校对员。但过去这一年，我一直待在新罕布什尔的山区，思考，写作，还出了一本诗集，现在，我对《他声》的贡献相当有限。尽管如此，我仍把这本杂志当成自己的心血，也把阿贝·布龙斯坦视为挚友。

“《哈泼斯》到底为什么挑上了你，博比？”阿贝问道，“要是这事儿真有那么重要，他们都打算包揽全部费用了，干吗不派个够分量的人去？”

阿贝问到了点子上。1977年，罗伯特·C.卢察克依然籍籍无名，虽然《冬魂》已经在《纽约时报》上收获了半栏评论。不过，我希望传到人们——尤其是掌握着话语权的那几百个人——耳朵里的全都是些好话。“《哈泼斯》看上我是因为去年我在《他声》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说，“你知道的，就是关于孟加拉语诗歌的那篇。你说我在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身上花了太多笔墨。”

“噢，我记得，”阿贝说，“《哈泼斯》那帮跳梁小丑居然知道泰戈尔，我真是不胜惊诧。”

“切特·莫罗打电话给我，”我说，“他很欣赏那篇文章。”我才不会告诉阿贝，莫罗根本不记得泰戈尔的名字。

“切特·莫罗？”阿贝咕哝着说，“他不是忙着给电视系列剧写配套小说吗？”

“他在《哈泼斯》担任临时助理编辑，”我回答，“他希望在十月号上发表加尔各答的这篇文章。”

阿贝摇摇头：“阿姆丽塔和我们的伊丽莎白女王陛下还好吗？”

“她叫维多利亚。”我纠正道。阿贝明明知道孩子的名字。我告诉他我们为女儿起了这个名字的时候，阿贝评论说，作为印度公主与芝加哥波洛克的后代，这可真是个WASP式的好名字。这个男人极度敏感。阿贝虽然早已年过五十，但至今仍和母亲一起居住在布隆克维。他将全副身心都投入了《他声》，除了与这本杂志直接相关的事物以外，他对世界的其余部分完全漠不关心。有一年冬天，办公室里的暖气坏掉了，几乎整个一月他都穿着羊毛大衣坚持工作，直到暖气修好。近年来他跟别人的互动基本通过电话或信件完成，但他的尖酸刻薄并未因此减少半分。我开始明白，在我不干以后，他为什么雇不到新的助理编辑和诗歌编辑。“她的名字叫维多利亚。”我重复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