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2/3页）

我把那本失败的小说的笔记从梅特兰寄了出去，寄往西伯利亚一个虚构的地址，回信地址是玻利维亚一个虚构的地方。邮局的工作人员在信封上盖上邮戳，把信扔进分拣箱后，我闷闷不乐、灰心丧气地坐了下来。“现在做什么呢，托尔斯泰？你对自己的生活还有什么其他好主意？”我问自己。

嗯，我还有一点点钱，我仍然感到焦躁不安。我站起来，走出邮局，去探索印度南部。

对那些问我是做什么的人，我想说：“我是个医生。”因为医生是具有魔力、能够带来奇迹的人。但是我敢肯定下一个拐弯处会发生车祸，当所有人都看着我的时候，我就得在受害者的哭泣声和呻吟声中解释，说其实我是律师；然后，当他们恳求我为这次不幸事故起诉政府的时候，我就得承认说其实我只有哲学学士学位；接着，当人们大声问我这样的流血悲剧有什么意义的时候，我就得承认我几乎没读过克尔凯郭尔的作品，等等。我坚守着卑微而脆弱的真实。

在这一过程中，不时有人对我的职业作出反应：“作家？是吗？我有一个故事要告诉你。”大多数时候，这些故事只是一些轶事，缺乏生气也缺乏活力。

我来到了本地治里镇，那是一座直辖区自治小镇，位于马德拉斯南部，在泰米尔纳德沿海地区。无论从人口还是从面积来看，本地治里都是印度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相比之下，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的一个巨大的组成部分——但是历史却将它与印度分离开来，因为本地治里曾经是那个最小的殖民帝国——法属印度——的首都。法国人很想与英国人竞争，非常想，但是他们惟一取得的只有对几座小港口的主权。他们在这些港口坚守了大约三百年。1954年，他们离开本地治里，留下漂亮的白色楼房，垂直交叉的宽阔街道，诸如海运大街和圣路易大街之类的街名，还有对警察戴的帽子的叫法——凯皮〔1〕。

我当时正在尼赫鲁大街的“印度咖啡馆”。咖啡馆只有一间大房间，墙壁是绿色的，天花板很高。风扇在你头顶旋转着，好让温暖潮湿的空气流动起来。房间里放满了并排摆放的长方桌，每张桌边放着四把椅子。哪儿有空座位你就坐在哪儿，不管桌前坐的是什么人。那里的咖啡不错，还有法国烤面包片卖。客人很容易相互交谈。于是，一位满头蓬乱的银发、双眼炯炯有神的活跃的老人和我聊了起来。我向他证实加拿大很冷，这个国家的确有几个地区说法语，我很喜欢印度，等等等等——友好好奇的印度人和背包徒步旅行的外国人之间轻松随意的交谈。他听我说我干的是哪一行的时候睁大了眼睛，点了点头。我该走了。我抬起手，想让侍者看见我，让他把账单拿来。

这时老人说：“我有一个故事，它能让你相信上帝。”

我停止了招手。但是我很怀疑。是耶和华见证人在敲我的门吗？“你的故事是不是发生在两千年前罗马帝国一个偏僻的角落？”我问。

“不是。”

他是个伊斯兰教的狂热鼓吹者吗？“是不是发生在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

“不，不是的。几年前故事就在这儿，在本地治里开始，而且，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就在你来自的那个国家结束。”

“而这个故事能让我相信上帝？”

“是的。”

“这个要求过高了。”

“没那么高，你能达到。”

侍者来了。我犹豫了片刻，然后要了两杯咖啡。我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他叫弗朗西斯·阿迪鲁巴萨米。“请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吧。”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