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关于十九岁及一些零散杂忆（第2/4页）

但我仍然认为那是一个美好的年龄，也许是一个人能拥有的最好的岁月。你可以整晚放摇滚乐，但当音乐声渐止，啤酒瓶见底后，你还能思考，勾画你心中的宏伟蓝图。而最终，难缠的巡警让你认识到自己的斤两；可如果你一开始便胸无大志，那当他处理完你后，你也许除了自己的裤脚之外就什么都不剩了。“又抓住一个！”他高声叫道，手里拿着记录本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所以，有一点傲气（甚至是傲气冲天）并不是件坏事——尽管你的母亲肯定教你要谦虚谨慎。我的母亲就一直这么教导我。她总说，斯蒂芬，骄者必败……结果，我发现当人到了三十八岁左右时，无论如何，最终总是会摔跟头，或者被人推到水沟里。十九岁时，人们能在酒吧里故意逼你掏出身份证，叫喊着让你滚出去，让你可怜巴巴地回到大街上，但是当你坐下画画、写诗或是讲故事时，他们可没法排挤你。哦，上帝，如果正在读这些文字的你正值年少，可别让那些年长者或自以为是的有识之士告诉你该怎么做。当然，你可能从来没去过巴黎；你也从来没在潘普洛纳奔牛节上和公牛一起狂奔。不错，你只是个毛头小伙，三年前腋下才开始长毛——但这又怎样？如果你不一开始就准备拼命长来撑坏你的裤子，难道是想留着等你长大后再怎么设法填满裤子吗？我的态度一贯是，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年轻时就要有大动作，别怕撑破了裤子；坐下，抽根烟。

2

我认为小说家可以分成两种，其中就包括像一九七〇年初出茅庐的我那样的新手。那些天生就更在乎维护写作的文学性或是“严肃性”的作家总会仔细地掂量每一个可能的写作题材，而且总免不了问这个问题：写这一类的故事对我有什么意义？而那些命运与通俗小说紧密相连的作家更倾向于提出另一个迥异的问题：

写这一类的故事会对其他人有什么意义？“严肃”小说家在为自我寻找答案和钥匙；然而，“通俗”小说家寻找的却是读者。这些作家分属两种类型，但却同样自私。我见识过太多的作家，因此可以摘下自己的手表为我的断言做担保。

总之，我相信即使是在十九岁时，我就已经意识到佛罗多和他奋力摆脱那个伟大的指环的故事属于第二类。这个故事基本上能算是以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为背景的一群本质上具有英国特征的朝圣者的冒险故事。我喜欢探险这个主题——事实上，我深爱这一主题——但我对托尔金笔下这些壮实的农民式的人物不感兴趣（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他们，相反我确实喜欢这些人物），对那种树木成荫的斯堪的纳维亚场景也没有兴趣。如果我试图朝这个方向创作的话，肯定会把一切都搞砸。

所以我一直在等待。一九七〇年时我二十二岁，胡子中出现了第一缕灰白（我猜这可能与我一天抽两包半香烟有关），但即便人到了二十二岁，还是有资本再等一等的。二十二岁的时候，时间还在自己的手里，尽管那时难缠的巡警已经开始向街坊四处打探了。

有一天，在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电影院里（如果你真好奇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是在缅因州班哥尔市的百玖电影院里），我看了场瑟吉欧·莱昂内执导的《独行侠勇破地狱门》。在电影尚未过半时，我就意识到我想写部小说，要包含托尔金小说中探险和奇幻的色彩，但却要以莱昂内创造的气势恢弘得几乎荒唐的西部为背景。如果你只在电视屏幕上看过这部怪诞的西部片，你不会明白我的感受——也许这对你有些得罪，但的确是事实。经过潘那维申『注：一种制作宽银幕电影的工艺，商标名。——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后文中的注解一律为译者注。』镜头的精确投射，宽银幕上的《独行侠勇破地狱门》简直就是一部能和《宾虚》相媲美的史诗巨作。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看上去足有十八英尺高，双颊上挺着的每根硬如钢丝的胡茬都有如小红杉一般。李·范·克里夫嘴角两边的纹路足有峡谷那么深，在底部就变得有些窄小（见《巫师与玻璃球》）。而望不到边的沙漠看上去至少延伸到海王星的轨道边了。片中人物用的枪的枪管直径都如同荷兰隧道般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