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2/2页）

我心里默默地细数我的七个兄长，老大，大我三十八岁，我根本没见过，他是“文革”中我们家的一颗炸弹，他给这个家族带来的伤害是致命的；老二，用一根皮带将生命结束在后院的枣树上，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不管不顾地走了；老三，被发配到广西走“五七”道路，每月发生活费30块，他自己留15，给北京寄15，他的妻子儿女挤在北京三里河的一间小屋里，艰难度日；老五解放前冻死在鼓楼后门桥桥底下，葬在北京西山，他的墓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去祭奠过，倒是外人旁姓的赫鸿轩，每到清明都去看望；老六，早夭，在这个家里没留下任何痕迹；老四、老七，受老大的牵连各自进了“牛棚”。至于我那些美丽的姐姐们，境况并不比哥哥们好，老大，酷爱唱戏，解放前被丈夫抛弃，在阜城门的小院里凄惨死去；老二，自己作主嫁了个大资本家，叶家不与商人联姻，被赶出家门，与之永不来往；老三，一个为理想献身的英勇革命者，她的光环并没有罩护到兄弟姐妹身上，甚至她自己，在“文革”怀疑一切的思潮下也变得惨白模糊，疑影重重；老四，留学德国，一代建筑师，被作为反动技术权威早早地打趴下了；老五，与她的部长丈夫被打得浑身是血，送进医院抢救，部长折了四根肋骨，她自己脾脏出血；老六，在医院被责令清扫厕所，有洁癖的她赃污不堪；老七，就是我……

我到陕西插队。

1969年的火车走了一天一宿，停了，是临时停车。向外望，站台上没有人，出口处有昏黄的灯光，屎黄的墙上隐隐看出“罗敷”两个字。罗敷，汉乐府《陌上桑》有歌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这么说已经到陕西了，到了秦氏女罗敷的老家，过了河北，过了河南，离家越来越远了……

窗外这片陌生的黄土地，在微明的晨曦中显露出沟壑纵横的贫瘠，在这里，连家有高楼的贵家女子罗敷也要采桑南塬，劳作在田野，我们这些北京平民的子弟在这里真的能大有作为吗？真的值得我将生命与之维系在一起，今生今世永不分离吗？

我再一次将头埋入臂弯里，满眼是脏污的、土红色的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