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2/7页）

北平就这么一声不响地解放了，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那些吓人的炮是在哪儿打的，为什么打的，到底炸了谁。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是从永定门那边进来的，我五姐参加了欢迎队伍，她说她就站在前门牌楼底下，紧挨着石头基座站着。九十年代，我看过一张解放军入城的照片，前门牌楼下密密麻麻一大群人，我拿了一个放大镜在里头找，找我的五姐，根本无法辨认。不过那天五姐给我拿回一面小粉旗子倒是真的，上头写着“北平欢迎解放军”，我高举着旗子在院里跑了几个圈，后头跟着小狗阿莉，连喊带叫，也颇为热闹。

母亲再不说逃难的话了。

北平又改叫了北京，对我来说日子跟以前没什么改变，厨子老王走了，一切都得母亲操持了，跟母亲上街买菜，在东直门大街碰上老五的朋友赫鸿轩，赫鸿轩穿着干部服，身上有四个兜，口袋里插着两根钢笔，一改过去“哥儿”的模样。赫鸿轩跟母亲说他在曲协工作，不唱了，专门做研究工作。还说五哥要是活着，在曲协一定会大展宏图，新中国用的就是有本事的人才。可惜，就差那么几个月……说这话的时候赫鸿轩的声音变了，有点儿哽咽，他还想着老五。

看着赫鸿轩走远了的身影，母亲对我说，你记着，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死了还念着。

我说，您死了我也念着。

母亲说，你不会说点好听的吗？

我问母亲“曲鞋”是什么，母亲说她也想不出，大概是跟“鞋”有关的。

三十年后我加入了“作协”，想起当年的“曲鞋”觉得好笑，“做鞋”比“曲鞋”似乎更直接，更好理解。

转过年秋天，我进入了东城方家胡同小学，以前老舍曾经在这儿当过校长，遗憾的是我并不知道老舍是谁，当校长的老舍当时肯定也不叫老舍，叫别的什么。进方家胡同小学是我父亲的主意，不是冲着老舍去的，父亲说，学校离家近，又在国子监旁边，国子监是出太学生的地方，咱们家的丫丫保不齐能当个女大学问呢。要当“女大学问”的我实则还是一个懵懂糊涂的小玩闹，我最喜欢的工作是拿粉笔在我们家的廊柱上画美人儿，画小王八。

懵懂糊涂期间，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人--莫姜，莫姜对我的影响较我母亲更甚，这是一个让我一生受用不尽的人物。借用母亲的话是，死了还念着。

莫姜被父亲领进家门的时候我正趴在桌上做作业，这个细节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刚上小学，我被那些莫名其妙的注音字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ㄌ”搞得一头雾水，几乎要把书扔上房顶。可能学过注音字母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浑沌未开的小孩子，刚上学便接触这些抽象符号，其难度不亚于读天书。这些符号让我对学习的兴致大减，其实那时我已经能读懂《格林童话》，也念过《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稚必读，知道了些“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的规矩，自认大可不必回头再学这挤眉弄眼的ㄅㄆㄇㄈ，就日日盼着教国文的高老师发高烧起不来炕。也许这个原因，高老师的确老生病，常常上课铃声响过，教室里仍旧嘈杂一片，如吵蛤蟆坑。闹声中进来了张老师、王老师，都是代课老师，她们教得有一搭没一搭，我们便学得十分的勉强。老师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多留作业，以免我们放了学去野逛。于是，我课余的很长时间得跟这些“臭蚂蚁”（我一贯将注音字母称作“臭蚂蚁”）打交道，把人的心情弄得很糟糕。现在，注音字母被汉语拼音替代，小孩子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现在的孩子都聪明，没把它太当回事就过去了，那时候的我却过不了这一关，对这些面目狰狞，跟日本片假名长相相近的符号至今深恶痛绝。